在希腊，奥林匹克不仅属于竞技史，更属于人类精神史。今年清明节，正值中国教育家、中国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张伯苓先生诞辰150周年，据其嫡孙张元龙先生讲述，张伯苓在推动中国参与奥运会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张伯苓资料图。（图片来源：南开大学新闻网）

张元龙介绍，1907年10月24日，在天津学界第五届联合运动会闭幕典礼和发奖仪式上，张伯苓以《雅典的奥运会》为题发表演说。在这次演说中，他首先向人们介绍了古代奥运会的历史、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复兴的过程。他说：“此次运动会的成功，使我对我国选手在不久的将来参加奥运会充满了希望。”同时他建议：“中国人应该加紧准备，在不久的将来也出现在奥运赛场上。”这一讲话在1908年英文版的《Tientsin Young Men》（《星期报》）以《竞技运动》为题的文章里得到体现。张伯苓是历史上明确提出中国要参加奥运会并提出一些措施来实现这一主张的中国人。

张伯苓此举的意义，在于他如何在中国语境中回应奥林匹克精神的核心命题——身心统一、人格完善与公共精神。张元龙指出，张伯苓体育思想的起点源于民族危机，但其路径却指向“人的塑造”。他提出“强国必先强身”，并非单纯强调体魄，而是将体育纳入完整教育体系。这一点，与古希腊“通过竞技塑造公民”的理念高度一致。

张伯苓是南开系列学校创办者，在南开体系中，体育被制度化为人格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严格的体测制度、规则教学以及团队竞赛，使体育成为训练纪律、合作与公平意识的场域。张伯苓反对“锦标主义”，强调体育应服务全体学生，而非少数精英。这种理念，与现代奥林匹克强调“参与比胜负更重要”的原则形成直接呼应。

更重要的是，张伯苓赋予体育以道德意义。他认为，运动中的规则即法治训练，团队协作即公共精神的培养。这种理解，使体育超越身体层面，进入伦理与社会层面——这正是奥林匹克精神得以延续的关键。

张元龙还特别提到，张伯苓始终推动中国参与这一国际体系。从提出参赛设想，到推动运动员走向世界，他所坚持的，并非一时的竞技成绩，而是一种长期的精神参与。

这种坚持具有象征意义：奥林匹克精神并不依赖具体的胜负，而在于对卓越与共同体的持续追求。

资料图为1936年10月8日，《北洋画报》刊登的部分参加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图片来源：南开大学新闻网）

2026年，中国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取得境外最佳成绩，这一突破正可被视为这一精神的现实成果。从百废待兴、基础薄弱的体育起点，到今日国际赛场的竞争力，背后是一个国家对体育价值的逐步理解与深化。

清明节的纪念，使这一历史具有更深层意义。张伯苓曾设想，中国不仅参与奥运，更应在其中有所贡献。这种愿景，与奥林匹克“属于全人类”的理念不谋而合。

从奥林匹亚到中国，奥林匹克精神在不同文明中不断被重新诠释。而张伯苓的实践，正是这一全球精神谱系中的东方回声。（文/倾夏）

（李新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