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9月10日）是教师节

我们念师恩

也不要忘记那群在历史风雨中

以生命守护文明火种

以风骨诠释师者尊严的先贤

“坪石先生”便是这样一群

值得被永远铭记的身影

1940年9月22日，秋风送爽，中大代理校长许崇清先生带领着师生们，从云南澄江出发，踏上一段跨越滇、黔、桂、湘、粤五省的漫长旅程。他们穿越了数千里的山河，历经风霜，终于在10月16日抵达坪石，开始了他们为期四年多的抗战与学习生涯。

七年的烽火办学历程中，国立中山大学办学迁址图。

01

烽火连天的岁月里

群星璀璨

粤北山区在冬天，寒风刺人，温度接近冰点，到处有冰挂。由于房屋的保暖性能不佳，学生们主要依靠棉袄来抵御寒冷。为防止敌机轰炸，学校加强各种防空措施，将山顶一个圆壁碉堡改成报警台，和坪石的情报中心保持着频繁的沟通。一旦报警台在树干上挂起一只大竹篮，各学院的观察点便迅速响应，将师生们转移到防空洞，以躲避空袭。

各学院分散在坪石，120多间竹织树皮棚屋（复制）用作课室、实验室和宿舍。

当年在坪石坚持教学与做学问的专家教授们，被亲切地称为“坪石先生”。那么，“坪石先生”又有谁呢？除了中国图书馆奠基人之一杜定友外，有《资本论》译者王亚南，有中共创始人之一、哲学家李达，有一生为统战工作作出贡献、到晚年才公开中共党员身份的“传奇隐杰”梅龚彬，有被誉为“中国核能之父”的卢鹤绂，有地理学大师吴尚时，有音乐大家马思聪，还有百科全书式学者朱谦之、名满天下的抗日歌曲《杜鹃花》词作者黄友棣、中国现代高等数学教育开创者黄际遇、中国现代稻作科学主要奠基人丁颖和五四著名女作家、古诗词专家冯沅君等。

这个名单还可以拉很长。除了专职老师，中大还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来校讲学，如陈寅恪主讲魏晋南北朝史，杨东莼讲演《中国文化史》，郑德鸿教授作《薄钣理论之最近发展》等，不胜枚举。

在那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中山大学的“坪石先生”们，如何在逆境中坚守学术的灯塔？战火纷飞，教材匮乏，他们仅凭记忆和零星的资料备课。课堂里，只有黑板上的提纲，学生们全神贯注地听讲，手中的笔飞快地记录着每一句话、每一个概念。

夜幕降临，菜油灯下，学生们沉浸在自习的海洋中，微弱的灯光映照着他们专注的面庞。为了提升教学质量，每个星期一，学院都会举行学术专题报告，这是知识的盛宴，是思想的碰撞。历史学系更是独树一帜，他们与自然科学系携手，设立了中国科学史奖金，以发扬中国固有的科学技术。

管埠村师范学堂礼堂兼膳堂图纸，底图虞炳烈设计，助手杨卓成绘制。

“竹织批荡”制作过程再现。

在国难当头的时期，尽管条件艰苦，但“坪石先生”们并没有放弃，他们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坚持教学和科研，深入偏远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收集丰富的人文科学、自然科学资料。这些田野调查和野外考察的成果，成为学生们撰写高质量论文的基石。“坪石先生”们的智慧和汗水，孕育了一篇又一篇的学术佳作。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后，从坪石走出的学人中有10位走进了中南海。在1954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们中的一些人，如马思聪、李达、林砺儒等，参与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投票。他们不仅是学者，更是国家的栋梁，许多人后来成为大学校长、院士，引领着学术界的发展。

研学基地（坪石）纪念柱。

02

以文艺为刀枪

“坪石精神”照山河

1941年7月，一个炎热的夏天，因抗战局势紧张，重庆的生活难以为继，著名音乐家马思聪夫妇决定南下香港谋生，途经韶关。当时的韶关是广东省的战时省会，聚集了不少文化艺术名流。马思聪夫妇在韶关市区逗留了两周，举办了十几场小提琴演奏会，为支援抗战募集资金。

离开韶关后，他们来到香港。谁知半年后，风云突变，香港沦陷，马思聪夫妇只好回到内地，接受了国立中山大学的聘书，于1942年9月18日抵达粤北坪石。马思聪被聘为中山大学师范学院不分系教授，夫人王慕理则被聘为不分系讲师。

在坪石期间，除了坚持教学和音乐创作外，马思聪还经常在坪石、韶关市区举行义演，继续为抗战筹款。

位于管埠国立中山大学师范学院办学旧址的国立中山大学师范学院历史陈列馆。

“马思聪先生，我们是中央党报的记者，听说您在韶关举办筹款义演很成功，专程从重庆过来采访。”几位记者围住刚在韶关市区举办完义演的马思聪问道，“您能否和我们一起到重庆，也为我们的记者俱乐部举办一场筹款义演呢？”

“对不起记者先生，韶关是战区，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才通过义演，尽自己的微薄之力，而重庆现在是大后方。我认为，你们的要求，其实是在敲韶关人民和难民们的竹杠，恕马某不能答应，我还得回去上课。”马思聪的当面拒绝，让记者们面面相觑。

马思聪与夫人王慕理。

与马思聪同时到达坪石的，还有文化进步人士许幸之，他是电影《风云儿女》的导演。那首《义勇军进行曲》就出自《风云儿女》。他被中大师范学院聘为不分学系教授，还兼任中山大学剧社编导委员。

许幸之多才多艺，人称文学美术戏剧“三栖教授”。在坪石，许幸之的创作异常丰富，仅在1943年春季，他就接连创作三幕话剧《樱花夫人》、五六首长诗、几十首短诗，为抗战鼓与呼。

许幸之在《风云儿女》拍摄现场。

阳春三月，山岗上开满杜鹃花。师范学院副教授、作曲家黄友棣一大早来敲许幸之的门，说他在学生刊物上，偶然看到文学院学生芜军写的一首叫《杜鹃花》的小诗，感觉清新感人，一时间灵感迸发，昨晚彻夜难眠，在油灯下奋笔疾书，一气呵成，谱成了曲，现试唱给您听听，看感觉如何？不等许幸之回话，他便开始打着拍子唱起来：

淡淡的三月天，杜鹃花开在山坡上。杜鹃花开在小溪畔多美丽，啊，像村家的小姑娘，像村家的小姑娘。

去年村家小姑娘，走到山坡上和情郎唱支山歌。摘枝杜鹃花插在头发上，今年村家小姑娘走向小溪畔，杜鹃花谢了又开呀。

记起了战场上的情郎，摘下一枝血红的杜鹃，遥向着烽火的天边。哥哥，你打胜仗回来，我把杜鹃花插在你的胸前，不再插在自已的头发上。

淡淡的三月天，杜鹃花开在山坡上，杜鹃花开在小溪畔。多美丽啊，像村家的小姑娘，像村家的小姑娘。

许幸之听毕，连声叫好。看着黄友棣充满激情的演唱，他不禁想到当年聂耳在他面前修改《义勇军进行曲》的情景。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杜鹃花》传遍校园，传遍广东，传遍大江南北，成为抗战名曲，点燃无数青年的救国热忱。

中师剧团在坪石成为最活跃的艺术团体，每当学校有重大活动，他们的演出总是最吸引人的节目。从1942年末至1944年5月，在许幸之等教授的指导下，中师剧团和合唱团在中大礼堂、师院礼堂和坪石时代剧院等地，公演了《一片爱国心》《大地回春》《半斤八两》《心防》等话剧。

1944年元旦，中师剧团在坪石时代剧院公演许幸之导演的名剧《寄生草》，观众们争先恐后地涌入剧院，场面之热闹，门限几乎被挤破。

中大校本部在坪石老街上的学校礼堂。

在中大的校园里，许幸之欣喜地与左联时期的老友重逢。这些老友中，有才华横溢的戏剧家洪深，还有诗人穆木天和彭慧夫妇等。

洪深是1941年3月，受中大许崇清校长邀请，前来坪石任教的。《国立中山大学校报》是如此介绍的：“洪深先生为海之名，剧作家、前曾在本校任教，嗣以抗战军兴，辞职从事政训工作。许校长掌校后，即敦聘洪氏为奉校文学院英文系主任。业经洪氏来函应聘。”

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中师剧场广场。

在中山大学，师生们对洪深的到来充满期待。对洪深来说，除了戏剧理论教学，最拿手的，莫过于导演话剧。他因而被聘为全校学生戏剧教育训练的名誉戏剧导师，参与了多项文艺戏剧活动。从联名发表《中国文化界致苏联科学院会员书》，到慰问和支持抵抗德国法西斯侵略的苏联戏剧电影界，再到广东戏剧界举行的欢迎大会，洪深的身影无处不在。在洪深、许幸之等的悉心指导下，校园里的戏剧氛围变得异常浓厚。

1942年2月，洪深决定和田汉、欧阳予倩和夏衍合作，共同创作一部以香港沦陷为背景的新戏《再会吧，香港》，反映抗战期间爱国侨胞在香港的艰苦斗争。3月7日，《再会吧，香港》在桂林首演，上座率极高，三周的戏票一抢而空。

抗日战争时期中山大学戏剧剧照。

谁知首演当天，此戏就被当局要求停演。洪深心有不甘，从桂林回到坪石后，将《再会吧，香港》改名为《风雨归舟》，亲自为中师剧团导演此剧。演出获得好评。洪深兴奋之余，还将中山大学演出《风雨归舟》的上演税寄田汉。

是年6月22日，洪深与其他文艺界人士在《新华日报》上联名发表致斯大林的信，表达了对中国抗战的支持。

03

诲人不倦吾滋愧

抗敌图存志不灰

1938年10月，日军在大亚湾的突然登陆，让中山大学的师生们不得不仓促西迁。1939年1月15日，中大地理系主任吴尚时发挥自己专长，在香港《星岛日报》发表《广东西北江之形势》一文，文中分析了依托粤北山地抗战的军事意义，描绘了中国军队在粤北的英勇，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战士们的无限敬意。“这些镇守粤北的勇士们，是真正的英雄，他们足以让敌人望而却步。”

吴尚时（1904-1947）是中国近代地理学重要开创者之一。

1942年春，广东省政府拨款12万元委托中大地理系编绘广东省地图。吴尚时觉得此事关乎抗战，义不容辞。“这是我们为国家尽的一份力。”

吴尚时立即组织中大地理系师生，采用现代西方测量和制图技术，集中地理系师生的力量，仅用15个月时间，就提前完成编制广东省政治经济挂图和分县地图册。这部图件成为广东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项制图工程。该图件准备付印的消息传出后，“各方纷纷函电预约，远及青（海）、甘（肃）、新（疆）各省”。

国立中山大学理学院选址坪石塘口村。学院有数学天文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地质学系、地理学系六个系。

1944年夏，日敌侵扰粤汉铁路，坪石告急。吴尚时携家眷与弟子们逃难，途中吴夫人产下小儿超羽。在逃难的路上，他们历经艰辛，白天躲进山头草丛中，入夜睡在猪圈牛栏里。一次，超羽大哭，几乎被日本兵发现，吴尚时急中生智，用棉被紧压在小儿身上……好在日本兵片刻离去，小儿才免于窒息而死。逃难群众被这位温文尔雅的父亲的惊人之举所感动，纷纷流下热泪。

就是在如此艰苦危险的环境下，吴尚时仍继续从事考察与翻译工作。《南岭何在》《华南弧》《仁化县地形》，以及马东男《自然地理学·气候篇》即在此乡下完成。

地理学系系主任吴尚时教授、讲师何大章、助教罗来兴合著《浈武二河水文之研究》和《曲江之潦患与预防》。

中大文学院朱谦之教授自称书斋型学者，却在抗日救亡的浪潮中挺身而出。当九一八事变的炮声震撼着中华大地，他深刻地意识到，要救中国，必须从根本上着手文化复兴。“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复兴的关键。”朱谦之在广州的一次演讲中，声音铿锵有力。他提出了“南方文化运动”，强调南方文化的本质是民族的无产阶级文化，对抗帝国主义的革命文化。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山大学成立了御侮救亡会，朱谦之担任了文学院第三团团长。每当日本人的轰炸来临，他总是坚守在学校，即使周围的房屋倒塌，他也毫不动摇。

对于日本人的残暴，朱谦之是有亲身经历的：“在无论如何轰炸的情形之下，只要学校上课，我是一定在的。1938年五六月间广州大轰炸，我所住的前后左右，房屋倒塌不少，杀伤人的数目，更惨不忍睹。”

铁岭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旧址。

广州沦陷后，朱谦之随学校来到坪石，担任文学院院长，那里的艰苦环境并没有打败他。文学院的师生们在上课之余，还得提防日机的来袭。每当警报响起，朱谦之总是背上他的书稿，那是他最宝贵的财富。“朱院长，您怎么只带书稿？”有学生好奇地问。“这些书稿，是我的灵魂，是我的生命。”朱谦之微笑着回答。

朱谦之与叶麟、梁漱溟、黄庆（艮庸）合影。

虽然有战火威胁，1944年12月8日，朱谦之还是给学生主讲了《现代史学思潮十讲》《文化类型学十讲》等，坚持上好“最后一课”。

坪石的经历，让朱谦之印象深刻。他曾以一首律诗，表达其诸多感受，这也是“坪石先生”们的共同感受：“中年粤北讲台开，战地春风桃李栽。坪石岭前歌剧闹，桂林洞里警钟哀。诲人不倦吾滋愧，抗敌图存志不灰。封豕长蛇终殄灭，夜深犹盼捷书来。”

04

炮火连天

他们选择用生命“守住”

1944年冬，战争的阴笼罩了粤北的小镇坪石。日军为了打通粤汉线，向这片宁静的土地发起猛烈的进攻。1945年1月13日，日军的前锋已经逼近坪石。工作人员急匆匆地找到中大图书馆长杜定友：“杜馆，这是最后一趟开往曲江的火车了，再不走就真的来不及了！”他们手忙脚乱地将书箱搬上了火车，但火车到达乐昌县城时却停了下来，因为曲江也面临着沦陷的威胁。

1944年4月4日，杜定友（前排中）在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工作十周年与全体工作人员合影。 

杜定友心急如焚，急忙寻找挑夫搬运图书，费尽周折找到了12个挑夫，但还没走多远，这些挑夫就被国军截走当壮丁，书箱被无情地抛弃在路边。面对无人运送图书的困境，杜定友感到无助。他曾将个人著作的稿件分装在四只箱子里，本可以找人帮忙搬运，但想到图书馆的图书无人抢救时，怎能只顾自己的书稿？他只好将自己的书箱与图书馆的书一起封存，黯然离去。

在离开的路上，他欲哭无泪，悲愤地写下：“四次迁徙五万卷，顶风冒雨备辛艰；乐昌沦陷落魔掌，国破圕亡心茫然。三十年来一场空，无图无书又无馆；空余馆长白纱帽，孑然孤影徒悲伤。”

坪石老街的图书馆旧址上，还原了当年的图书馆——定友图书馆。

随后，学校动员杜定友随校本部东迁梅县。但杜定友，这位“无图无书又无馆”的馆长，怎能空手而去？他的心始终牵挂着那些图书，他不肯东迁，坚守在仁化，希望能有机会再次抢救那些珍贵的图书。8月中下旬，日寇投降后，杜定友重回乐昌与坪石，寻找那些封存的藏书，大部份图书均幸保存，唯独其个人多年积稿散失殆尽。他痛心疾首地回忆：

“1945年1月17号。坪石告急。仓皇万状。走乐昌，敌继至。奔石塘，旋失陷。退厚里，跟敌仅五里。再退仁化，蛰居赤石径。凡八闰月，衣食不继，艰辛备尝。三十年来，积稿盈尺，化为灰烬。人生计划，粉碎无遗。每一念及，痛不欲生。”

坪石中山大学校本部。

与此同时，一支日军突击队突然出现在栗源堡一带，农学院奉令紧急疏散。

农学院院长丁颖教授沉着将实验室种子就地转移，蒋英教授则将植物标本藏到十多公里外的坪游山村，躲过一劫。抗战胜利后，这些珍贵的种子和标本被安全运回广州中大石牌本部，成为农学院宝贵的教学和科研资源。

韶关坪石金鸡岭下的岭南大学农学院旧貌。

1月21日，日军的铁蹄踏碎坪石的宁静。为逃避鬼子兵的追杀，郑海柱副教授的夫人罗秀贞，抱着年幼的女儿，纵身跳下悬崖。而工学院建筑工程系的卫梓松教授，因病留在新村，最终落入敌手。日军试图利用他的声望，逼迫他出任维持会长，但卫教授宁死不屈，于3月3日，用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以死明志，壮烈殉国。

卫梓松教授，这位广东台山人民的儿子，北京大学土木系的毕业生，京奉铁路的工程师，曾在国立清华大学、东北大学、中山大学留下足迹的学者，他的一生，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他的《实用平面测量法》至今仍被后人传颂。

1945年初，在冰雪纷飞中，日军攻陷曲江城，原中大代理校长许崇清冒着严寒，撤到连县三江镇。

此时，中山大学一分为三，其中一部分师生由总务长何春帆带领，由坪石突围到连县，设立分教处，邓植仪任分教处主任，其本部、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师范学院在三江镇，农学院在东陂、西岸，医学院在县城内。

到连县的中大教授包括梅龚彬、邓植仪、盛成、周郁文、叶述武、邹仪新、岑麒祥、张葆恒等。他们听说许崇清也在连县，便登门拜访，聘老校长为教授。许崇清欣然应允，主要上两门课，分别是哲学概论和教育哲学。

就这样，在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时刻，许崇清与中山大学的命运再次紧密相连。在那个简朴的临时住所里，他以床板充当书桌，为那些逃离战火的学生们传授知识。连县，这个曾经安宁的地方，如今成了被敌军包围的孤岛，每一天都笼罩在沦陷的阴影之下。

日军飞机轰炸后留下的炮弹坑。

所幸，日军的气焰已不再嚣张，他们的攻势如同强弩之末。8月9日的清晨，许崇清接到了一个激动人心的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苏联宣布对日宣战，红军正向东北挺进。”六天后，收音机里传出了震撼人心的宣告——日本无条件投降。

那一夜，三江镇成了欢乐的海洋。炮竹声、鸣枪声和人们的欢呼声交织在一起，响彻夜空。许崇清，平日里儒雅的学者，此刻也忍不住“老夫聊发少年狂”，他和师生们一起走上街头，与当地群众共享这胜利的喜悦，狂欢直至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