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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母亲,没有你的怀抱我怎能活着 ——读卡赞扎基斯《自由或死亡》

  • 作者:徐 凯
  • 发布日期:2018-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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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斯·卡赞扎基斯20世纪享有国际声誉的希腊作家,是希腊当代文学界的泰斗,在中国相当于著名作家鲁迅的地位。在他逝世六十周年(18831957)之际,我和大家一样怀着崇敬的心情纪念这位希腊人民伟大的作家。

卡赞扎基斯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在1935年他以记者的身份访问中国和日本,写有《中日记游》一书,他对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怀有极大的兴趣,热情地探寻那个古老的东方国家的神奇的秘密。

 19576月,应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邀请,卡赞扎基斯率领作家代表团来中国访问。为了了解从他第一次访问至1957年这24年期间中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为了实现渴望已久的新中国之行,在已经患病的情况下,他还是来到中国。

卡赞扎基斯是唯一的一个两次访问中国的希腊作家,而且是既看到旧中国,又看到新中国的唯一的外国作家,卡赞扎基斯一行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1957年,新中国刚成立八年,一切都还在建设中,卡赞扎基斯在他所留下的笔记中,以他哲学家以及作家的敏锐眼光对新旧中国做了对比。他不是走马观花,而是从所去的各个城市,从自己听到、看到、观察到的新旧中国在所发生的变化,肯定和赞美新中国取的成绩,称誉此行有“至高的收获”。

他本来准备写一本二十年后的中国,遗憾的是同年10月他永远离开了我们。但是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仍然留下了永远的一笔,那就是在《自由或死亡》一书中,卡赞扎基写了这样一个情节:米哈伊队长在欧洲留学的侄子柯斯马斯带着妻子回到坎迪亚,最后和他叔叔米哈伊队长一起在山上和土耳其人作战牺牲。柯斯马斯最初认识妻子的时候是他想在图书馆借《中国宋词曲》,因为没有借到而闷闷不乐,结果遇到了一个犹太女孩,后来这个女孩成为他的妻子。卡赞扎基把《中国宋词曲》一书写进《自由或死亡》作为他侄子爱情的引子,虽然现在无法知道他确切的意图,但是可以肯定他对这本写中国宋朝的文学书有很深的印象。

因为希腊语是我的专业,我本人又十分热爱希腊文学所以卡赞扎基斯是我十分热爱和敬仰的希腊作家之一。记得1983年我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读到王振基先生写的文章,题名是《坚贞的战士,伟大的作家——纪念卡赞扎基斯诞辰100周年》。从他的文章中我第一次知道有这样一位热爱中国的希腊作家,以及他的著作《基督的最后诱惑》、《希腊奇人佐尔巴》,《向格雷科汇报》《自由或死亡》,等等。并且知道写文章的作者王振基先生就是从法语翻译《自由或死亡》的翻译家。那个年代,在上海甚至在全中国看不到一张希腊报纸,更不用说希腊语的小说了。但是从那时起我记住了卡赞扎基斯的名字。后来我买到了王振基先生翻译的《自由或死亡》中文译本。2001年我获得国家留学基金会的奖学金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到希腊亚里士多德大学进修,之后有多次机会去希腊,许多希腊朋友不断地送书给我,其中就有上面提到的卡赞扎基斯的这几本著作。这样我就有了阅读《自由或死亡》希腊文原版本的机会。

卡赞扎基斯经历的年代,从语言角度讲,是希腊语经历“官方雅语”(简称“雅语”)和“民间通俗语” (简称“俗语”)之间激烈争论的年代,就像中国经历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新文化运动一样,年代也相仿。如同鲁迅是白话文的先驱之一,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一样,卡赞扎基斯是新希腊文学缔造者之一,他带头和提倡用“俗语”写作,使得文学作品得到更广泛的普及。我作为学习希腊语的中国人,我自然赞成语言的通俗化,因为这不但有益于希腊本国人民大众的学习掌握,也有益于外国人学习和掌握希腊语。

另外,值得告诉大家的是,当年1983221日刊登有卡赞扎基斯和周恩来总理合影的照片以及王振基先生的文章,经过34年的岁月,尽管报纸已经泛黄,但是我还认真地把它和书一起保存到现在。上面是我为纪念卡赞扎基斯逝世60周年写的一段小插曲。


▲图11983221日人民日报登载的周恩来总理和卡赞基斯合影的照片以及王振基先生写的文章。


克里特岛是卡赞扎基斯的家乡,他在那里成长。五十年代前后,他以克里特岛为背景创作的几部小说相继问世,在北欧和法、英、美等国翻译出版,轰动了西方文坛。其中《自由或死亡》是他的一部代表作,是希腊现代文学的优秀作品,也是他生前最后一部作品,凝聚了他对家乡父老乡亲为自由而斗争的最大的爱和歌颂。

此书在1953年第一次出版发行。正标题是《米哈伊队长》,副标题是“自由或死亡”。这本书出版后获得了国际声誉, 根据报道,被翻译成28种语言,包括中文。

《自由或死亡》意味着“不自由毋宁死”,是希腊克里特岛人民反对奥斯曼帝国入侵和压迫的一个战斗口号。

故事发生在克里特岛的坎迪亚。坎迪亚现名“伊拉克利翁 ,是克里特岛最大的城市,也是希腊主要城市之一伊拉克利翁”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 20112月,由于利比亚局势动荡,中国政府把35.860位公民紧急安排回国,其中有13.815人是乘坐希腊的“奥林匹克冠军”号和“希腊精神”号客轮抵达克里特岛,从克里特岛的伊拉克里翁港回到中国的。


▲图2:希腊地图,克里特岛就像一叶小舟,或者像一顶皇冠,漂浮在爱琴海的南面


《自由或死亡》的主要内容是以克里特岛坎迪亚历史上1889年发生的一次暴动为背景。卡赞扎基在书中展现了家乡父老乡亲们所遭受到的侵略者惨无人道的蹂躏,民族生存的苦难。以米哈伊队长为首的坎迪亚人民,别无选择,只有奋起对侵略者强烈反抗,最后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1821325日,在伯罗奔尼撒半岛首先爆发了反抗土耳其统治的武装起义,经过不懈的努力和斗争,1828年希腊独立。尽管受到各个大国的制约以及当时希腊本身的军事和经济力量比较薄弱,但是克里特人民从1821年起,在18241840184118561866年接连爆发武装起义,反对土耳其的统治,要求回归到希腊大家庭,反抗侵略者成为克里特岛人民的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直到1913年回归到希腊大家庭,克里特岛的人民才有幸福生活。在这将近90年的时间里,克里特岛几代人壮烈地献出生命。   

书中两个主要人物,希腊人米哈伊队长和土耳其人努里·贝,从童年到中年他们在一个村庄一起长大,但是在分属希腊人和土耳其人的两个区域,最后按照各自的人生追求和人生哲学以不同的道路结束生命。围绕这两个主要人物的命运,其他人物也各有自己的命运,但是都离不开时代的影响,摆脱不了侵略和被侵略、压迫和反抗、自由或死亡的结局。卡赞扎基以哲学家、文学家和战士的三重身份用自己的笔写下这段沉重的历史。《自由或死亡》是卡赞扎基对理想、道义、责任、生命意义思索的具体化,用人物的形式表现出来,他的这些思索在他早期写的《苦行》中已经用哲学方式表达,所以在实质上可以把这两本书看成是姐妹篇。      从某种程度上讲,《自由或死亡》是卡赞扎基斯《苦行》这篇哲学作品的文学转化,他《自由或死亡》中的人物活化他在苦行中的思索。正如卡赞扎基苦行》中所写的:“在每一个关键时刻,总有一群人在神灵的召感下,无所畏惧地奋战,承担起战斗的全部责任。”米哈伊队长等英雄就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承担起战斗的全部责任,把“活着”置之度外,把“自由”视为生命的最高意义,是生命和存在的最高目标。


▲图3:尼古斯•卡赞扎基斯以及他的作品《米哈伊队长(自由或死亡)


在卡赞扎基斯的眼里,家乡坎迪亚是一片美丽的土地, 他在书里深情地写道:…每年春天一到就刮起黄瓜风,克里特的黄瓜风;…在平原和山峦,温暖的土地恢复了生机,预示着万物生长的季节到来了,…米哈伊队长,煽动鼻孔尽情的闻着土地上散发着的百里香和鼠尾草的芬芳。人们爱吃樱桃汁等使人凉快的果子露,也爱喝拉吉酒。港口一派忙碌,忙着给船装货卸货。在色莱纳山的山坡上,剪羊毛开始了,这是山上的一个盛大的节日。每个月第一天,曼诺里神甫到各家洒圣水,可以收到一个大瓦盆好吃的东西:酥糖,肉丸子,醋渍小黄瓜,开心果,枣子,核桃,...

卡赞扎基斯以他杰出的文学和写作才能触动读者的心灵,对他美丽家乡村民们如此美好的日常生活的描述令我感动。上面所提到的这种完全不同予中国风俗的描写十分吸引我。 作者以他的整个身心爱自己的家乡。读到书里的这些段落,我为克里特岛这个美丽肥沃的土地的命运深感悲哀,这片美丽而丰硕的土地被土耳其人占领后,就失去了平静、温馨和繁荣的景象。

卡赞扎基斯在《自由或死亡》中描写的人物很多,有名有姓的就有90个左右。主要人物是米哈伊队长和他家的祖孙三代。还有大主教,主教执事,1821年革命的元老,船长,医生,药剂师,教师,知识分子,小店主,面包师,理发师,家庭主妇,等等。在土耳其统治者方面,有努里·贝,巴夏,何扎,爱米奈,土耳其军人,等等。

 坎迪亚的各色人物处于社会不同阶层,每个人性格各异,对社会对生活和职业,以及对反抗侵略者的态度都不尽相同。故事按照时间顺序,围绕着坎迪亚人民奋起抗击土耳其侵略者、盼望克里特早日回归到希腊的主题展开。作家以其精湛的写作技巧和深邃的思索,让这众多人物在读者阅读时,在读者的心中活起来,听他们讲话,看他们对每一个发生的事件的态度和考虑,以及采取什么行动,作者着笔的重点是坎迪亚的命运,在1821年希腊革命成功、获得独立以后,到了1889年,克里特该怎么办?卡赞扎基斯以希腊哲学家和作家极度幽默的风格写道:“演说和会议已经结束,现在轮到克里特的真正的声音来唱歌,那就是枪杆子。”确实,那时克里特的命运只有一条道路:拿起武器打败土耳其侵略者,回归到希腊大家庭——全体希腊人的祖国。

米哈伊队长,他性格粗野,仿佛天生就是一个为自由、正义和理想斗争的克里特战士。他发誓克里特一天不解放、不回归到希腊,就一直穿着黑色衣服,就不剃须,也不给任何人证婚或洗礼。在家里,不和妻子多讲话, 即使他不在,那里也总有一个沉重的影子,无论是他的妻子还是他的女儿都不敢离得他太近,她们会觉得碰到他的身体而使她们打寒战,不得不后退。

但是,这样一个看来如此冷酷、不近人情的人,对克里特却充满了爱。卡赞扎基写道:米哈伊队长叹了一口气,含着泪水向前看去。他骑马沿着海岸奔驰,又跨过平原和山峦,他低声说:“她是多么美呀,克里特。她这样美!我愿变成一只雄鹰,展翅凌空,俯瞰大地。”

那么,是什么使得米哈伊队长如此冷酷和不近人情呢?应该是一种责任,一种失去祖国的保护使亲人和同胞遭受侵略者残杀的无奈,一种不自由的枷锁。这种责任感,卡赞扎基在他所写的《苦行》里有清楚的表白和坦诚。在《苦行》的“第一责任”里,他写道:“我安静地、清醒地看着世界,我说:所有这一切我看到的,听到的,尝到的,闻到的,以及触摸到的,是我心智的造物。”接着他又写道:“但是我,心智,以忍耐、以无畏,清醒地上行,尽管我头脑发晕,为了不使自己摇摇欲坠,我牢牢地站稳在晕眩之地,我投掷出桥梁,我开辟道路,我建立深渊。我给无序制定次序,我给混沌以我的面貌来制作面貌。”卡赞扎基“心智的造物”就是一种“给无序制定次序、给混沌以我的面貌来制作面貌”的大无畏的责任,他把这个责任寄托到他塑造的米哈伊队长这个人物身上来完成。于是我们看到米哈伊队长三代人:他的祖父、他是三个哥哥和三个侄子,最后是他自己,共八个人,为了“开辟道路,给无序制定次序,给混沌以我的面貌来制定面貌”,献出了生命。米哈伊队长的永生,是卡赞扎基对生命自由最高向往的体现。

作为作家和哲学家,卡赞扎基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有深刻的思索,这种思索体现在他对米哈伊队长和努里·贝之间关系的描写。卡赞扎基揭露土耳其军人杀人放火的暴行,但并没有把土耳其人一概否定,在和平时期,土耳其人的清真寺、咖啡馆等也是坎迪亚的一种社会风情。卡赞扎基尤其写到米哈伊队长和努里·贝成为结拜兄弟。但是国仇家恨导致了他们的决裂,努里·贝为替父报仇,杀死米哈伊队长的哥哥马努萨卡斯,最后自己因在和马努萨卡斯搏斗中受到难言的创伤而自杀身亡。这在作者笔下是一个深刻的悲剧。 是什么造成了本来是友好的、一起长大的儿童变成你死我活的仇敌? 我们在这里似乎看到了古希腊悲剧的影子。古希腊悲剧大部分是不可预测的命运悲剧,到了卡赞扎基的时代,二千四百年以后,他有深层的思考,人类已经应该走出命运的摆布,应该是命运的主宰,造成悲剧的是“侵略者对自由的践踏和扼杀”。 卡赞扎基借用他创作的一个人物——修道院院长的嗓音,让他呼喊:“上帝啊,给我们自由吧,我们忍受不了啦!”

    整个坎迪亚,除了米哈伊队长以及跟着他拿起刀枪作武器的硬骨头,卡赞扎基还描述了另一类拿笔的学者,以学者的方法反抗侵略者,这个人物名叫伊多梅内。伊多梅内生活中的主要事情就是读书、思考,然后拿笔写信,他给俄国沙皇、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给英国女王、美国总统等国家的元首写信,请求他们派遣军队帮助克里特打土耳其,也因此被大家所嘲笑。他说:“是的,是的,我知道,人人都把我当作神经病患者,人们在我背后议论:‘念书有什么用!”

就像公元前二一二年阿基米德正在潜心研究一道深奥的数学题,被一个罗马士兵举刀一挥砍死那样,伊多梅内安然地坐在一张大纸面前,被闯入家里的土耳其军人一刀把他的从头前额砍到颈项,大量鲜血染红了那张纸,纸上仿佛还能模糊地看出他写的那句话:克里特早就该回到母亲的怀抱。

卡赞扎基刻画的伊多梅内体现了他在《苦行》中表达的思想:我们和宇宙吻合,诞生我们道德的两个最高美德:责任和牺牲。

除了拿笔杆子的伊多梅内,卡赞扎基还塑造了一个拿剃刀的理发师帕拉斯凯瓦斯。理发师是个小个子,待人和气,天真,但是他也没有逃脱被土耳其入残杀的命运,给他们砍下头,女儿也被抢走。

1889年克里特革命风暴过去十年以后,1899年,土耳其全面撤出克里特岛。

   1913年,克里特岛正式归入希腊。米哈伊队长的呐喊将永远留在希腊的历史上。

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是该民族的文化财富,同时也一定是世界各国共享的文化财富。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看到《自由与死亡》里克里特人民受的遭遇和苦难,有如同看到自己同胞和祖国在二十世纪被日本侵略者蹂躏时的苦难。1937年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南京实行大屠杀,这和奥斯曼帝国在克里特岛实行的杀光烧光的政策如出一辙。所以,这本书具有世界意义,它告诉全世界的人民,面对侵略者唯有反抗;没有祖国的怀抱,就没有自由和个体生命的存在,因此,从这层面讲,卡赞扎基是希腊的作家,也是世界的作家。 尼古斯·卡赞扎基《自由与死亡》以及其他作品使他成为20世纪享有国际声誉的希腊作家,他当之无愧地在1956获得获得世界和平奖金。就是在今天,卡赞扎基在他的著作中所表达的理想和思想仍然具有鼓舞世界爱好和平和进步力量的作用。

                        中国,上海,20171115


“希腊文化大使”徐凯简介



    新华网雅典3月7日专电(记者 梁业倩)希腊首都雅典当地时间7日晚,雅典州政府授予中国女教师徐凯2007年度希腊“文化大使”称号,并颁发了荣誉证书。徐凯是第一个获得此项荣誉的中国人。

    徐凯在“文革”期间被组织分配学习希腊语,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海员医院做翻译工作。尽管是在医院工作,凭着对希腊语言和文化的热爱,徐凯一直坚持学习希腊语,并从1982年起开始在《世界文学》和《译林》杂志上陆续发表她翻译的希腊当代小说,向国人介绍希腊当代文学。2003年退休后,徐凯受邀到希腊驻华使馆武官处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办的希腊语培训班任教。

    2001年徐凯55岁时,终于第一次有机会到希腊学习。她对希腊语言和文化的执著热爱受到了当地人的敬重,希腊国家三台的记者以她的事迹为主题,拍摄了专题电视片《来自上海的希腊人》。希腊人评价说,徐凯是因为不懈的坚持和耐心,才掌握了这门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

    雅典州州长雅尼斯·斯古罗斯在致辞中表示,雅典州从10年前开始对那些为促进希腊与世界交流作出贡献的外国人授予“文化大使”称号,以表彰他们为弘扬希腊文化所付出的努力。10年来,雅典州共为45名希腊“文化大使”颁了奖。

    斯古罗斯说,徐凯在过去几十年一直默默传播着希腊文化,“是她对希腊语言和文化的热爱深深打动了评委,以高票当选为2007年度希腊‘文化大使’”。

    今年与徐凯一同获奖的还有另外3名分别来自罗马尼亚、西班牙和希腊本国的文化使者。

(本文为2007年新华社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