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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场古希腊喜剧

  • 作者:王佳可
  •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 发布日期:2018-05-28
  • 浏览数:4208

 

提起古希腊,你会想到什么?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古希腊悲剧?还是雅典灿烂阳光下历经风雨依然矗立的帕特农神庙?无论哪一样,都凝聚着古希腊精神与文化的魂魄,都能让观者领悟到崇高与悲壮的意义。穿过时光的隧道,这个春夏之交,古希腊喜剧经典《鸟》在国家大剧院创排、上演,为我们展示出希腊古典戏剧的另一个面向:夸张、幽默、机智、讽刺,在令人会心一笑的同时,有所感悟,有些思考。

古希腊的喜剧艺术

若说古希腊悲剧是西方文学史上不坠的太阳,古希腊喜剧则仿如太阳之影,存在着,却常被人忽略。其实,喜剧产生的历史早于悲剧,它起源于古代祭祀酒神狄奥尼索斯的狂欢歌舞,普遍认为来自麦伽拉地区的苏萨利翁于公元前570年左右就进行了喜剧创作。但直到公元前486年,喜剧才正式在雅典“大酒神节”戏剧比赛中演出,而早在约公元前536年,雅典诗人忒斯比斯的戏剧就在“大酒神节”上演。于是,公元前486年,被永久地镌刻在戏剧史上。

《鸟》的作者是古希腊诗人阿里斯托芬,他约生于公元前446年,那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也是雅典城邦日渐衰落的时代。他一生创作了44部剧本,在保留下来的11部剧本中,《鸟》是唯一一部以希腊神话为题材的讽刺喜剧,理想深寄,文辞优美。诗人去世后,哲学家柏拉图为他写下墓志铭:“秀丽之神想要寻找一所不朽的宫殿,毕竟在阿里斯托芬的灵府里找到了。”

与古希腊悲剧表现严肃命运的题材不同,古希腊喜剧展现的多是民间生活,形式幽默,语言诙谐。在阿里斯托芬生活的年代,雅典的社会阶级发生急剧变化,奴隶的广泛使用与货币经济的兴起,令贫民与富豪之间矛盾尖锐。与此同时,诡辩学说风行,传统信仰和道德被否定,在教育和思想领域产生不良影响。面对这一切,诗人的创作态度是严肃的,他以荒诞的情节写现实的主题,在嬉笑怒骂中蕴含了对社会现实的讽刺与批判。恩格斯曾评价阿里斯托芬是“有强烈倾向的诗人”,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说他的喜剧具有“重大的教育意义”。

《鸟》于公元前414年首演,虽仅得次奖,但诗人精湛的讽喻技巧与诗意的语言风格在剧中炉火纯青。《鸟》讲述了这样的故事:两个雅典人皮斯赛泰洛斯和埃福埃尔皮得斯厌恶城市的苛捐重税和诉讼风气,离开雅典,四处奔走,想寻找一个可以逍遥生活的地方。到了鸟林,他们请教戴胜鸟,随后决定与鸟儿们一起在空中建立一个城邦,截断天地间的交通,用饥荒迫使天神向鸟类臣服。城邦落成后,命名为“云中布谷城”,来自人间的诗人、预言家、不孝子等人纷至沓来,洋相百出;天神宙斯也派海神波塞冬和大力士赫拉克勒斯来“云中布谷城”交涉,冀图收回统治权。二人与其周旋,最终利用众神的饥饿获得胜利,与鸟儿们过上幸福的劳作生活。

复排经典要让观众看懂

翻开杨宪益先生翻译的《鸟》,抒情歌词铺陈而出,与古希腊神话渊源深厚的用典比比皆是,许多针砭时弊的内容距离今天太过遥远,可以说,不读注释就想读懂这部喜剧,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作为阅读的文本和作为演出的剧本之间差异巨大,毕竟在舞台上,演员无法停下来对观众解释每一个用典和人物背后的意义。于是,如何让今天的观众看懂,成为摆在导演罗锦鳞和罗彤面前的一道难题。

罗彤对我说:“在《鸟》中,阿里斯托芬通过语言而非戏剧冲突来达到喜剧效果,这对戏剧演出来讲非常困难,因为希腊语中的很多典故都来自当时的社会生活,例如打了败仗的将军等,今天的观众很难理解这些,我们只能忍痛割爱。此外,杨宪益先生的剧本语言优美诗化,适合阅读而非演出,我重新翻译了剧本,力求既是诗歌,又是台词,朗朗上口。”即便如此,罗彤重译的翻译本依然缀满200多个注释,在导演使用的工作本中,她再度进行了删减,删除了歌队合唱中抒情的与剧情无关的内容。

在罗锦鳞看来,导演是一门渲染与冲淡的艺术,对于经典戏剧的当代开拓,重点在于渲染什么,冲淡什么。谈起《鸟》的创作,这位第一个将希腊戏剧搬上中国舞台的老导演眼中闪着理想的光芒,略有些激动地对我说:“有人说,阿里斯托芬的《鸟》过于理想化,无法实现。可我说,人怎么能够没有理想?只是理想的实现,要像剧中的鸟儿们一样,通过踏踏实实的苦干才能成真,这是我想对观众说的话。”

也许正因对戏剧始终怀有热忱的理想主义,罗锦鳞才会接下这部从立项到上演不过两个多月的喜剧创排任务。他说,国家大剧院重视经典作品的表现,这是他们的长项,整个剧院都非常支持《鸟》的创排工作。在舞台效果上,罗锦鳞力图将古希腊喜剧简洁、夸张、讽刺与中国戏曲写意、虚拟、象征的美学风格相结合,以中国传统戏曲服饰中的翎子象征鸟儿的翅膀,用一幅简约写意的中国红色剪纸,剪裁出阿里斯托芬的头像剪影,倒影在如一张卷曲白纸般的舞台之上,仿佛一幅中国古典水墨画(见图,高尚摄)。

“我有一种使命感”

初见罗锦鳞和罗彤,我的心情紧张而激动,因为罗念生,他是罗锦鳞的父亲,罗彤的祖父。每一个对希腊文学稍有了解的人,都无法不对罗念生心怀崇敬,如同普罗米修斯,他是把希腊文明的火种“盗来”中国的人。

他翻译了古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完整传世的7部悲剧,索福克勒斯全部传世的7部悲剧,欧里庇德斯的5部悲剧,阿里斯托芬的5部喜剧,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修辞学》,以及众多古希腊文学经典。他主持编写了《古希腊语—汉语辞典》,制定了《古希腊专用名词译音表》等希腊文学翻译的奠基之作。1987年12月,希腊雅典科学院授予罗念生“最高文学艺术奖”,以表彰他近60年来为研究和传播古希腊文化作出的巨大贡献,全世界仅有4人获此殊荣。

深厚的家学渊源令罗锦鳞对希腊戏剧有着近乎天然的血脉联系,然而直到1986年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登上中国舞台,他的导演生涯才终于与希腊戏剧合二为一。提起父亲罗念生,81岁的罗锦鳞对我说:“直到《俄狄浦斯王》上演,父亲才对我这个大儿子刮目相看,才开始偏疼我,之前他更看重学习自然科学的弟弟,因为他更聪明。”就是这个在父亲眼中看来不那么聪明的长子,在30多年的戏剧导演实践中,始终致力于古希腊戏剧与中国戏曲的“中西融合”。他导演的河北梆子戏版《美狄亚》在第二届国际古希腊戏剧节演出时,时任希腊文化部长竟激动地对他说:“我们应该派人到中国去学习中国人是怎么认识希腊戏剧的。”

翻译《鸟》的时候,罗彤常常翻查《古希腊语—汉语辞典》,每一次的查找,都仿佛如她与祖父对话那样美好。在她看来,父亲是从事导演实践的人,使祖父在半个世纪前进行的文学翻译“活”到了舞台上,而自己则很幸运,既做学术研究、文学翻译,同时也参与舞台实践,导演戏剧作品。这样的幸运,更是一份责任。罗彤对我说:“我觉得,我有一种使命感,不仅要继续完成希腊文学的翻译更新工作,还要向大众普及希腊文化知识。当我们走出去与世界对话之时,需要了解世界,了解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文明,它的文学、艺术和哲学,这是展开对话的基础,也是相互理解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