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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欧洲华人社团发展新趋势

  • 来源:华人华侨历史研究
  • 发布日期:2017-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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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华人社会进入了迅速发展的新阶段,总人口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不足60万人猛增至2008年的250万人,经济实力大幅度增强,华人社团总数也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约三四百个之间,增加到1306个(2012年统计数)。
  
      笔者曾于1995年出版《当代海外华人社团研究》一书,基于当时的认知对海外华人社团进行剖析。近年来,学界不断有新成果推出,例如:庄国土等梳理近30年东亚华人社团的新变化,赵红英等剖析华人社团的“五缘性”,刘宏探讨华人社团的政治性。另有一些学者还针对欧洲华人社团进行了研究,如英国学者班国瑞剖析英国华人社团的历史演变,王春光认为荷兰华人社团存在“拟村落化”现象,陈衍德比较东南亚和西欧华人地缘社团之异同, 文峰等探讨欧华联会的功能,郭剑波描述主要聚集于欧洲的浙江籍社团概况, 宁艳红追溯旅俄华侨史涉及华人社团状况。然而,总体而言,有关新世纪欧洲华人社团发展变化的著述有限,理论思辨不足,本文尝试着力于此,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地缘性社团以原居地或住在地为基础双向延伸
  
      纵观近年来在欧洲新成立的地缘性华人社团,可以看到两个并行不悖的趋势:一是以中国原居地为地缘纽带组建的新社团持续涌现;二是以当地国某一特定地域为地缘纽带组建的新社团也不断诞生。
  
      (一)以中国原居地为纽带的地缘性社团

      进入21世纪后,以中国原居地为纽带组建华人社团的浪潮继续涌动,呈现出如下三个趋势。
  
      第一,出现了多个以浙江省某“原籍村”为地缘纽带的新社团。由于欧洲华人以浙江籍为主,因此,欧洲华人历史上早期成立的著名社团如旅荷华侨总会(1947年)、意大利米兰华人工商会(1956年)、旅法华侨俱乐部(1972年)等,都是由浙江人为主成立的社团。进入21世纪初,以浙江省及浙江下属青田、瑞安、文成、温州等市、县为地缘纽带的社团持续组建的同时,还出现了以浙江省某个“村”为纽带组建的地缘社团。
  
      2012年11月24日,浙江温州瓯海下樟村200多人聚会巴黎,召开“下樟村华侨华人大会”,宣告成立以原籍村为地缘纽带的社团,命名为“中欧和谐发展协会”。据介绍,浙江温州瓯海下樟村原有600多户人家共3000多人,如今95%以上家庭的主要成员都侨居外国,其中仅巴黎就有200多户下樟村人。该社团成立大会由在巴黎的下樟村人每户派一人参加,故而自称是下樟村在巴黎召开的“村民大会”。
  
      2014年7月15日,又一个以浙江青田雅岙村为地缘纽带的社团,即“全球雅岙华侨华人同乡联合总会”在西班牙马德里宣告成立,来自西、德、奥、意、葡、法等欧洲各国的50多名雅岙村侨胞相聚一堂,商讨联合总会的组织原则和人事安排,通过了联合总会的章程,正式宣告该“全球性”的村级地缘社团诞生。
  
      2015年3月22日,“浙江温州丽岙上坦村联谊会”在巴黎成立。20世纪30年代,该村出现了第一位旅欧华侨,到21世纪初,该村已有华侨共1254名,绝大多数居住在欧洲。该会以“对内增进乡谊,对外提升上坦形象,共建美好明天”为宗旨,联谊会在巴黎成立之日,吸引了意大利、荷兰等国上坦村乡亲600余人共聚一堂,共叙乡情。
  
      在欧洲华人社会历史上,曾经有香港新界移民在英国成立以原籍村为地缘纽带的社团,如旅欧吉澳同乡会、林村旅欧同乡会等。但是,浙江籍的原村同乡会则是近年才出现的新现象,他们利用了最传统、最基层的村级纽带,实现跨国性的联合,以应对当今时代的挑战。
  
      第二,福建籍社团迅速遍布欧洲各国。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欧洲的福建籍新移民数量明显上升。由于福建籍新移民进入欧洲较晚,且原先在欧洲的基础远不如浙江人,因此有一个较为艰难的立足过程。20世纪末,欧洲成立了第一批福建籍华人社团,主要有罗马尼亚福建同乡会(1995年)、英国福清同乡会(1996年)、英国福建同乡会(1998年)、旅荷福建同乡联合会(1999年)、德国福建同乡会(1999年)等。 进入21世纪,福建籍社团出现了一个组建高峰,短短数年,福建籍地缘社团已经遍布欧洲各国,并且在福建籍新移民相对集中的国家,又出现了福建籍社团的多元分化。试举几例。
  
      匈牙利至少出现了五个福建籍地缘社团,即匈牙利福建同乡会、匈牙利福建华侨华人工商业联合会、匈牙利福清华人联合商会、旅匈明溪商会和匈牙利福清同乡会。
  
      西班牙也有五个福建籍地缘社团,即西班牙福建商会、西班牙福建同乡会、西班牙福建福莆仙同乡会、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福建工商会和西班牙巴塞罗那福建工商会。
  
      俄罗斯至少有三个福建籍地缘社团,即旅俄福建同乡会、俄罗斯中国闽南商会和俄罗斯莫斯科闽北华人总会。
  
      欧洲其他国家的福建籍地缘社团还有:旅比福建同乡会、希腊华侨华人福建联合总会、爱尔兰福清同乡会、葡萄牙福建同乡会、旅意福建华侨华人同乡总会和丹麦福州同乡会等。福建籍华人社团相继组建,既是福建籍海外移民传统在欧洲的延展,也是福建籍移民在欧洲事业发展、社会影响力上升的折射。
  
      第三,非传统侨乡地区的地缘性社团不断涌现。在欧洲,来自东三省及鲁、京、津等地的新移民往往被习惯性地统称为“东北人”。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国企改制,部分人员将下岗补偿金付给“劳务中介”,作为改变命运的“投资”,出国另谋出路。由于东北人在欧洲缺乏立足创业的社会资本,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只能求生于社会最底层。欧洲隶属于“东北人”的同乡组织,基本都是进入21世纪后才组建的。
  
      1998年7月第一批原青岛城市职工通过中介公司进入葡萄牙打工,此后十多年间,陆续有数千山东青岛、莱西人进入葡萄牙。2008年3月,葡萄牙出现了第一个山东人同乡社团“葡萄牙山东同乡会”。现在,欧洲已经成立了近十个山东同乡会,如旅法山东同乡会、法国齐鲁文化协会、德国山东同乡会、葡萄牙山东同乡会、西班牙齐鲁联谊会、西班牙山东协会和英国齐鲁文商会等,还有一个全欧性的“旅欧齐鲁联谊会”。
  
      与此同时,欧洲各国也陆续出现东北同乡会,如旅荷东北华人同乡会、旅匈东北同乡会、俄罗斯莫斯科中国北方华人商会、西班牙东北同乡会和英国东北同乡会等。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一些20世纪末叶仍然在欧洲人数不多的省、市,随着新移民增多,经济实力上升,也组建了地缘性社团。例如,英国的华人同乡会几乎囊括了中国的主要省份,包括英国河北同乡会(2002年)、英国湖北同乡会(2003年)、全英河南同乡联谊会(2009年)、英国贵州联谊会(2011年)、新英格兰地区广西同乡会(2011年)、英国天津同乡会(2014年)、英国辽宁同乡会(2011年)、英国山东同乡会(又名“英国齐鲁文化商贸协会”,2012年)、英国北京同乡会(2014年)、英国内蒙古商会(2014年)和英国湖南商贸总会(2015年)等等。
  
      大量不同地区的地缘性社团的成立,无疑是欧洲中国新移民来源地广泛拓展的直接写照。(二)以欧洲当地国地域为纽带的地缘性社团。
  
      欧洲华人社会地缘性社团的另一拓展方向系以所在国地域为纽带而组建。随着欧洲华人逐步在当地国安居立业,无论其主观意愿如何,他们与当地社会的多重联系也在不断深化,因此,越来越多华人社团以在当地国的居住地为地缘纽带而组建。
  
      以“法国美丽城商会”为例。美丽城(Belleville)位于巴黎城东部,自二战后渐渐成为不同种族移民的聚居地。20世纪70年代后开始有部分印支难民入住并创业。进入80年代后,浙江籍新移民纷纷涌入该地,他们在美丽城地铁口的周边街区,迅速开起大大小小的中餐馆和超市商铺,还开起了网吧、咖啡厅、中药店和旅行社等,美丽城于是成为巴黎的第三个“唐人街”。 2010年统计显示,美丽城地区有华人店铺200余家,在此经营的华人连同其家属在4万人以上。随着美丽城商业走向繁荣,治安不靖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为了维护美丽城居民和商家的共同利益,2010年10月15日,“法国美丽城联合商会”正式成立。该会成员以美丽城华人商户为主,由30位商户老板组成会长团,一些在当地经商的其他族裔商户也申请入会。商会成立后积极投身于当地的社区建设,他们参与区政府每年一度举办的“团结日”活动,主办“我是法国人”为主题的华裔儿童画展,不定期举办“中国传统美食文化节”。商会积极主动参与社区活动,受到当地政府及民众的好评,同时,作为美丽城的地域性民间组织,当地政要也不时到会拜访,听取意见,有利于民情上达。
  
      再以意大利为例。无论是在罗马、米兰、普拉托、威尼斯等华人相对集中的城市,还是在艾米利亚—罗马涅、拉齐奥、伦巴第、托斯卡那、皮埃蒙特、西西里等华人相对集中的大区,都有由华人以居住地为地缘纽带组建的社团。例如,2011年12月7日在意大利米兰成立的“华人与米兰政府联络小组”,就是一个定位于当地国特定地域范围的新型组织。该小组建立后,代表当地华人商家向米兰市政府提出了一系列合理要求,包括:呼吁米兰市政府和警察局加强在米兰华人区的治安管理力度,确保米兰华商的财产和人身安全;停止对华商带有歧视性的乱罚乱查;要求延长区内店铺的营业时间和货物装卸时间;等等。成立华人社区维权小组与社区主管当局直接对话,是意大利华人争取合法话语权的一项有益创举。
  
      西班牙是又一个近年来华人社团增长较为迅速的国家。根据笔者2014年在西班牙的调研,从2009年至2013年5月,西班牙华人新成立社团约30个,其中至少有如下12个社团主要立足于所在国居住地,包括:2009年成立的加泰罗尼亚中百华商协会、加泰罗尼亚华人华侨工商业协会、瓦伦西亚中国商会、SALAMANCA留学生联谊会、TARRAGONA华人协会、USERA华侨华人协会,2010年成立的GUADALAJADA食品协会、瓦伦西亚中华妇女协会、SANTANDER华人协会,2012年成立的加泰罗尼亚华人美容美发协会、RIOJA华人协会、巴塞罗那中华总商会等。
  
      地缘基础的改变,彰显了移民群体与所在地越来越密切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联系。以当地国之特定地区为地缘纽带组建华人社团,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华人融入当地社会的趋向,同时也有益于华人参与当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事务,维护并争取在当地的合法权益。

      二、业缘性社团呈现结构类别与社会影响力双向拓展
  
      欧洲华人的传统行业以餐饮为主,兼及制衣、箱包和零售等行业,欧洲华人传统业缘社团以餐饮行业协会和一般性的商会为主。然而,进入21世纪后,欧洲华人业缘性社团呈现出行业类别和社会影响力双向大幅度拓展的新趋势。

      (一)业缘性社团类别大幅度拓展
  
      进入21世纪以来,欧洲华人专业类社团成为发展中的一大亮点。
  
      成立于2009年7月的英国华人金融家协会是欧洲华人社团中第一个金融专业人士的组织。伦敦是世界一大金融之都,近十多年来,在伦敦金融城工作的华人人数直线上升,据2009年的统计,在伦敦金融城工作的华人达2000多人,且以年富力强的中青年为主。该会宗旨是突出精英专才的特点,建成一个高层次、重专业、谋拓展的专业团体,拓展与中英金融机构的合作,努力成为沟通中英金融产业的桥梁。
  
      法国华人律师协会也是一个高端专业人士的社团。据该会创建人介绍,2010年前后,全法约有30位正式有资质的华人律师,他们于2011年成立了法国第一个华人律师专业社团,第一批会员囊括了24位在法国正式注册的华人律师。该会建立起组织化的平台,开办法律公益讲座,为华人提供从移民团聚到海关税务、店铺买卖转让等专业咨询,受到法国华人的欢迎,会员律师也借此提升了自身的知名度,拓展了业务。
  
      除了专业类社团之外,随着欧洲华人涉足的行业越来越广泛,也出现了一些新类别的行业社团。以下为若干较为典型的个案。
  
      西班牙华人农贸协会是欧洲第一个农贸行业的华人社团。该会于2012年由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从事蔬菜瓜果类贸易的华人自愿组成。进入21世纪后,由华人在西班牙城市居住区内开设的蔬菜瓜果店数量猛增。由于蔬菜瓜果行业与当地普通百姓生活密切相关,交往频繁,因此,从事这一行业的华人更需要了解当地民情习俗,遵纪守法,与左邻右舍和睦相处。为了促进西班牙华人蔬菜瓜果店更加正常有序发展,以“增进服务,搞好服务”为基本宗旨的西班牙华人农贸协会应运而生,创建了一个同胞同行之间互相交流、资源共享的平台。
  
      法国外籍兵团退伍华人战友会也是一个特殊的业缘社团。法国外籍兵团组建于1831年。根据法国法律,任何外籍人士只要在该兵团服役满5年,就可以获得法国国籍,如此优惠政策吸引了许多没有在法合法身份的外国移民从军入伍。根据笔者2013年在巴黎的调研,过往30年间,法国外籍兵团共招收过大约800名华裔青年,大半已经退伍。五年军旅生涯,许多人除如愿转换了身份,还学习了法语,增长了见识,有的还直接经历过战火的洗礼。独特的从军经历使这一大批法国华裔青年结成了特殊的纽带,2004年,“法国外籍兵团退伍华人战友会”正式成立。该会以“团结、互助、融入、发展”为宗旨,以组建一个具有团结互助精神,并且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光荣团队为目标。该会无疑是世界华人社团中一个独具特色的团队。
  
      “中资企业协会”是进入21世纪之后相继出现于欧洲不少国家又一类新的业缘团体。 “走出去”是中国品牌被世界认知的必由之路,也是提升“中国制造”的必然选择。随着越来越多中资企业进入欧洲,一方面需要建立一个信息共享平台,共谋发展;另一方面由于中资企业外派人员的身份地位与当地大多数华人有所不同,故而也希望有一个同质性的交流平台。此外,2011年3月4日,商务部、外交部、国资委、全国工商联共同印发了《境外中资企业(机构)员工管理指引》通知,其中第15条规定提及:“境外企业(机构)应主动加入境外中资企业商(协)会,加强行业自律和协调,实现企业间的互相帮助、互相监督的良性互动。”在此内外多重因素推动下,欧洲各国中资企业协会纷纷成立,主要有:英国中资企业协会(2001年)、意大利中资企业协会(2006年)、俄罗斯中国商会(在原“莫斯科中资机构联合会”基础上于2006年成立)、法国中资企业协会(2007年)、驻挪中资企业协会(2011年)、在西中资企业协会(又名“西班牙中国商会”,2012年)。在德国,由于该国中资企业数量多、分布广,因此,先后组建了三大中资企业协会,即法兰克福中资企业协会(2003年)、德国北威州中资企业协会(2010年)、全德中国商会(2013年)。
  
      此外,近年来欧洲华人组建的特殊业缘社团还有不少。如:欧洲华人收藏家维权中心,西班牙华人建筑行业协会,德国华裔教授协会、德国华人汽车工程师协会等,充分展现了当代欧洲华人广泛拓展的从业领域。
  
      (二)业缘性社团影响力明显提升
  
      在纵向层面上与当地国同一行业的全国性社团建立联系,在横向层面上与周边国家的同一华人业缘社团加强沟通合作,是欧洲华人业缘社团提升其社会影响力的重要路径。以西班牙、法国华人鞋业协会为例。
  
      西班牙华人鞋业协会是欧洲第一个华人鞋业从业者的行业协会,可以说,2004年发生的埃尔切烧鞋事件直接催生了该社团。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价廉物美的中国鞋大量进入西班牙,并且受到当地中低层消费者的欢迎,曾经享有盛誉的埃尔切本地制鞋业受到猛烈冲击。在此大背景下,2004年9月发生了埃尔切少数心怀不满者放火焚毁华人鞋商仓库的恶性事件。为了维护华人鞋商的共同利益,加强与当地政府主管部门和本土鞋业公会的联络与沟通,西班牙华人鞋业协会于2005年1月正式成立。协会一成立,即刻主动与西班牙全国鞋业联合会、埃尔切市鞋业协会建立联系,共同探讨如何进一步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共谋发展。双方还商定通过雇佣当地工人及联手经营等方式,为当地增加就业机会,化解矛盾,增进相互理解与合作。
  
      在法国,“法国华人鞋业协会”于2010年8月成立。第一批会员企业包括了法国约120家华人鞋商中的73家。该会成立后,制定了建立“法国华人鞋城”的目标,规划了统一名称和标识,旨在将法国华人鞋业城打造成一个国际品牌。协会还集众会员之力,到欧洲的主要鞋业展会去设立宣传点,以扩大影响力。协会同时也和中国国内多个同行协会,与周边国家的兄弟协会建立合作关系,组织会员参加相关交流研讨,努力实践该会成立时提出的“服务会员企业,引导行业发展”的宗旨。该协会为了维护共同权益,还建立了内部会员共享的“客户信誉度资讯表”,由会员将那些曾经令华商蒙受损失的不良客商姓名、公司、支票号、电话等上传到协会内部网站,提醒会员对其加强警惕。笔者在调查中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为了给鞋城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营业环境,该协会在法国警方的支持下,由协会主导在鞋城所属地区建立了“法国华商治安联盟”,在重要地段设置监控摄像头,与设在鞋业协会会所内的监控视频相连接,每天有专人值班管理监控,从而有效改善了该区的治安环境,得到在该区经营的各国商户的普遍好评。
  
      三、政治类社团宗旨的双向分化
  
      欧洲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使得当地移民社团可以享有政治上相对自由的活动空间。进入21世纪以来,欧洲华人新组建的社团在政治上呈现出两大明显分野:一类以积极参与当地国政治为导向;另一类则以参与祖籍国政治活动为要旨。笔者选择“英国华人参政计划”和“欧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两大代表性社团为例,解读欧洲华人社团政治宗旨的双向分化。
  
      (一)英国华人参政计划
  
      在欧洲各国当中,英国既是华人立足最早、人数最多、构成最多元的国家,也是华人参与当地国政治竞选最早且成效最突出的国家。在个体层面上,早在1986年,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人移民吴美莲就曾成功当选英国伦敦路易斯汉姆区议员。在那之后约20年间,英国各地先后有近20位华人通过竞选就任地方议员。进入21世纪以来,英国华人社团中的有识之士开始致力于联合成一个整体,通过“集体发声”,争取在英国政治领域的群体发言权。2006年10月31日,以“英国华人参政计划”为标识的体制性参政行动在英国上议院正式启动。该组织的主要发起人李贞驹律师在启动仪式上明确指出:华人社群在英国已有150年历史,是英国第三大少数民族,每年单是餐饮业便为英国贡献15亿英镑的税收。然而,英国60多万华人中拥有选举权者并真正参加选举登记的不到半数。华人不应当是“沉默的人群”,华人必须采取行动,联合成一个整体在英国政治领域获得发言权。
  
      “英国华人参政计划”(以下简称“参政计划”)启动以来,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加强组织建设,建立政党联系,推动参政进程。以体制化建设推动英国华人参政进程,积极推进各政党建立华人分支机构,支持华人直接以执政党或在野党党员身份参政,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英国政坛由保守党、工党和自民党三大政党主导,“参政计划”为加强与英国各政党的联系,每年都在各政党召开党代会期间,进入会场安排专题活动,积极与各政党党魁直接接触,敦促对方了解华人,关注华人。经过若干年推动,三大党派都已建立了华人支部,并且在体制内形成了国会议员和政府部长们与华人代表进行联系的直接通道。
  
      第二,服务参政英才,拓宽竞选渠道,助推华裔候选人。英国及欧洲民主政治的主要特点就是全民参与政坛各类职位的公开竞选,“参政计划”多年来一直积极为华裔候选人参选造势。“参政计划”的助推措施切实有力,效果显著。2010年是英国国会大选年,首次有多达8名华裔候选人以不同党派身份在英格兰和北爱选区参选。2011年是英国地方议会选举年,全英共有9名华人参选,其中6人成功当选。在刚刚结束的2015年大选中,共出现了代表四个不同政党的11位华裔候选人,包括两位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香港移民第二代Alan成功获选成为英国议会议员,成为有史以来在英国国家议会层面上的第一位华裔议员。
  
      第三,广泛宣传发动,多方拓展影响,维护华人权益。鉴于不少华人不了解英国接连不断的大小选举的意义,“参政计划”专门结合每次选举的不同要点,撰写并派发中文宣传材料,帮助华裔民众了解手中选票的意义。“参政计划”还特别利用中国传统节庆拓展影响,吸引英国政界人物参与华社活动。正如一位对此深有感触的老华侨所言:华人举办庆祝新年活动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但政界人物排着队来捧场则是近几年来的新鲜事。
  
      英国“参政计划”的成功运作,在于其不仅深入到英国三大党派之中成立华人支部,而且还建立了一个跨党派的平台,吸引各级政要关注华人社区和华人社群问题,铺就了让华人向英国各级政府及议会提出意见建议的有效通道,进而推动更多华人通过参政进入主流,代表了新一代华人青年积极参与当地社会的明确政治取向。
  
      (二)欧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欧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成立于1999年,是一个以积极参与祖籍国政治活动为主要宗旨的海外华人社团,其活动得到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肯定,其活动范畴遍及世界各地,在全球反独促统运动中发挥了独特作用。
  
      1999年7月8日,由台湾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会举办的“中国和平统一研讨会”在香港举行。会议期间,代表们得知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在接受采访时公然表示将两岸关系定位在“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如此公然分裂国家的行径引起与会者的极度愤慨。由时任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第六届大会主席的张曼新等人首倡,与会欧洲华人社团领导人共同发起,决定成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旗帜鲜明地开展反独促统运动。1999 年8 月22 日,欧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在匈牙利注册成立,成为全球第一个以洲际组织名义成立的海外华人反独促统社团。紧接着,在随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欧洲共有17个国家的华人迅速成立了各自国家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掀起了反独促统的高潮。2000 年8 月26 日,由欧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以下简称“欧洲和统会”)发起的首次全球华人推动中国和平统一大会在德国柏林召开,来自五大洲64国共649 名代表以及后援团、记者团等逾千人出席参会,大会一致通过了《呼吁全世界中华儿女为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努力奋斗》宣言。这就是在全球华人反独促统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柏林大会”。根据欧洲和统会秘书处提供的数据,欧洲和统会正式成立后十年间,共主持召开、组团派员参加全球各地以反独促统为主题的大会及活动总计达97场次。2012年端午节,欧洲和统会还专门组织了“欧洲华侨华人两岸中华文化之旅”,专程前往台湾,开启了大陆籍海外侨领大规模联合组团访问台湾的新里程。
  
      欧洲和统会是一个完全以祖籍国为政治认同取向的特殊侨团,虽然其成立于欧洲,但其从组建到所有活动,均以祖籍国政治为主导,并完全参与到祖籍国的政治活动之中,是欧洲华人社团历史上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侨团政治形态。
  
      四、若干思考
  
      综上,当代欧洲华人社团伴随着总量激增而出现的三个并行不悖的双向发展趋势,为我们揭示出若干值得进一步深思的问题。
  
      第一,华人社会的组织化构建渠道多元化。有研究认为,当今海外华人新成立的血缘、神缘以及以村、县为单位的地缘社团寥寥无几。 该结论看来有失偏颇。当今海外华人社会的组织构建呈现的是多元化渠道,既不乏依托先赋性的乡缘、亲缘纽带(包括最传统、最基层的原籍地村缘纽带),亦可见依托自致性的业缘、学缘纽带,与此并行不悖的还有政治性联盟、教友会组织乃至依托网络新媒体建构朋友圈等。多元化路径寻求有效的社会粘合剂,是当今海外华人社团发展的普遍趋势,也与当今国际社会多元组织架构发展的大趋势相互吻合。
  
      第二,华人群体的体制化诉求意识显性化。寻求社会交往和群体归属是人的基本需求,早期华人社团的组建宗旨多十分强调守望相助,时至今日,虽然社团内部的互助依然被看重,但通过体制化渠道张扬利益诉求,寻求外部理解与支持的意识已更加鲜明。当代欧洲华人社团的体制化诉求包括政党路径(如英国政党的华人支部),利益集团抗争(如法、西的华人鞋业协会),法律维权(如西班牙“帝王事件”之应对),直至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如巴黎华人2010年的反暴游行)。在欧洲民主制度的框架下合理合法地组织起来,通过体制化渠道争取权益的走向,值得关注。
  
      第三,华人群体的族群性联合依然主流化。目前欧洲华人社会的组织化趋势,仍然以“同为中国人”(或“同为华人”)的纵向族群性联合为号召,其所显现的依然是华人移民族群潜意识中根深蒂固的自成一体的共性,真正与当地其他各民族人士结为命运共同体,进入超越族群边界的组织化建构,还只停留于个体化的呼吁和努力之中。(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作者李明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