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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债五年 福利国家渐行渐远

  • 作者:韩哲 赵毅波
  • 来源:北京商报
  • 发布日期:2014-09-26
  • 浏览数:609



李烝/制图
 
    资本主义就意味着不平等性吗?“是的”,《21世纪资本论》作者皮凯蒂通过爬梳几百年的经济史,给出了这样的答案。这个简短的一问一答在全球引起了关于资本主义宿命的激烈辩论,中国的知识界也因之而沸腾。

    皮凯蒂的回答正确与否很难回答,但欧洲--这个长期以福利国家傲于世界的地方,寻求资本主义与社会公正共存的试验似乎已经遭遇重挫:债务危机五周年的今天,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社会不平等持续扩大,大量年轻人依然无处就业。皮凯蒂的家乡法国,更是提供了在福利国家问题上前进还是倒退犹豫不决的活案例。

    欧洲“不”平等

    在日前发布的《2014年欧盟社会公正报告》中,贝塔斯曼基金会发现,欧盟28国的社会不公正状况正在加剧,贫富悬殊进一步恶化,青年人严重失业、南北差距拉大等问题也困扰着欧盟。

    贝塔斯曼基金会开发的“欧洲社会公正指数”上,2014年欧盟整体得分仅为5.6分。与欧债危机前的2008年相比,除个别国家外,绝大多数国家的社会公正指数在下降,尤其是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等重债国家社会不公最为严重,希腊得分最低,仅3.57分。

    经合组织(OECD)官网23日刊文对此评论称,大多数欧盟国家的社会状况尤其是贫困和失业,在2009年以后都显著恶化了,其标志是长期的高失业和严重的就业不足以及经济增长的弱势乃至停滞。与此同时,欧盟贫困率已经上升了1.7个百分点,达到25.4%,很多国家的失业率已经惊人的高。

    到现在,为享有受法律保障的工资水平和社会保障,法航65%的员工参与的大罢工已持续了近20天,超过一半航班被取消。而在本月初,葡萄牙决定在今明两年继续削减月收入1500欧元以上的公务员工资,减薪幅度最高10%。

    财政紧缩盛行

    当希腊于2009年10月引爆欧债危机后,福利国家成为世人指责的对象。新自由主义在遭受美国2008年金融海啸的重击之后迅速复活。不能轻易否认为走出危机而展开的减债、减赤努力,但这一“华盛顿共识”铁律的首要受害者便是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

    OECD认为,欧盟范围内社会不公正的加剧的确反映了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的影响,但欧洲应对举措的不利影响也不可忽视,比如大多数欧元区国家在危机期间和结构改革中以实现经济和预算稳定化所施行的财政紧缩就对社会公正产生了负面影响。

    中国社科院英国问题专家李罡认为,从债务危机到现在,由于失业率飙升,欧洲不平等的加剧已经很明显了。此外,危机后很多国家实行紧缩政策,减支导致低收入者的生活成本大幅增加,而增税和打击逃税导致富人将资产转移至国外,尤其是法国,国内投资和经济增长从而遭到抑制。

    一体化的纠结

    一体化的推进让欧洲处理福利国家与经济活力关系更为棘手。

    在OECD看来,欧盟一直在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并在稳定欧元区上取得了一定成功,但欧洲官员也都痛苦地意识到了在创建一个真正的“社会福利欧洲”上所面临的挑战。

    首先是管理一个多国联盟的困难:相比于多国,单个国家在取得民众支持以共担风险、转移福利以及遵守规则上难度要小得多。正如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所说的,荷兰人在资助希腊上难度太大,但资助其他荷兰人就完全不一样了。

    其次是机构问题:欧盟和欧元区都不是一个能够果断决策以解决问题的国家或政府。相反,欧盟在遇到问题需要进行必要的改革时,都必须在各个民族国家的政府和立法机构取得一致同意。这导致欧盟在取得共识上拖沓费时,而各国政府都试图从协议中寻求最大利益。

    抛开欧元区,欧盟的社会挑战可能是可控的。欧盟国家的社会不平等以全球标准来看仍比较低,而且比美国或者金砖国家都要低很多。欧洲虽然社会模式多种多样,但都关注社会公平以及在团结与自由中间取得平衡。

    改革两处遇阻

    欧洲经济依旧在低迷处徘徊,但它必须有所行动。然而,这些努力在国内和国际两方面都遭遇到了阻力。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薛建成认为,不仅在国内,在国际上,主张社会公正的法国遭到主张紧缩政策的德国的抨击。德法两国的观点实质上是两种路线的分歧,是先减债还是先促进经济然后再还债。“奥朗德现在意识到应该先促进经济,于是任命了瓦尔斯做总理,并倾向于通过减税扶持企业,但却遭到党内反对,被指向资本投降,导致支持率跌到历史最低”,薛建成说。

    在右派阻挠和左派内部的分歧让奥朗德无所措施时,极右的国民阵线崛起了。薛建成称,“如果法国经济一直没有起色的话,不排除国民阵线在2017年大选中崛起,甚至是在第一轮投票中胜出”。

    而在国际上即欧盟层面,挑战更大。OECD认为,欧洲货币联盟的管理过于复杂,货币政策由欧洲央行制定,紧急救助由各国部长一致通过,政府支出的大头在国家层面,但却受到欧盟赤字限额的约束,这让各国政府无所适从。奥朗德曾抱怨,“我感到欧盟日益遥远,太令人费解”。但由于欧洲怀疑论者正处于有史以来最活跃的时候,赋予欧盟层面更多权力将难以说服选民。

    事实上,在现有制度之下,欧盟政治领袖在回应民众经济和社会需求的时候,很大程度上只能靠蒙混过关了事。时间就是生命,一旦社会不平等一直恶化,考验的不仅是政治领袖的宦途生涯,还有欧洲一体化60多年努力的成果,以及弥合资本主义与社会公平分歧的历史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