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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未见天日的关于希腊的“Z计划”

  • 作者:彼得•施皮格尔
  •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
  • 发布日期:2014-07-17
  • 浏览数:529


 
    【编者按:本文是“欧元得救”系列文章的第二篇,透露了在2012年那段惊心动魄的时期,欧盟高层和IMF制定一项管控希腊“退欧”的秘密计划,而希腊央行为满足民众提取银行存款的需求,不分昼夜地安排运钞……】

    自危机爆发以来,每个工作日下午6时,一头银发的希腊央行(Bank of Greece)行长乔治•普罗沃普洛斯(George Provopoulos)都会召集由一小群幕僚组成的“应急小组”开会,评估该国银行的健康状况。2012年6月15日,会上透露的情况足以让这位举止沉稳的央行行长脸色发白。

    那天是周五,希腊将在随后的周末举行议会选举(那是该国两个月来的第二次全国性投票),国家似乎在一步步滑向恐慌。那天,希腊人从银行账户里提取了逾30亿欧元,相当于该国全部经济产出的约1.5%。希腊央行看着人们将存款从银行取出、转而藏匿在床垫下已有近三年,但这种行为从未达到如此可怕的规模。

    “要不了几天,就可能爆发一场全面的银行业危机,”普罗沃普洛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按照那样的速度,希腊银行的钞票将在一两天内被取光。

    然而,几乎整个希腊政坛都不知情的是,欧盟(EU)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一小群官员已秘密工作了几个月,目的是为希腊银行的崩溃做好准备。他们的秘密蓝图称为“Z计划”,这是一份详尽的行动方案,阐明了在希腊退出欧元区的情况下如何重建该国的经济和金融基础设施。

    这份此前从未曝光的计划是由大约24名官员制订的,他们分成几个小组,分别在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法兰克福的欧洲央行(ECB)以及华盛顿的IMF投入工作。参与制订该计划的官员坚称,它不是一份迫使希腊退出欧元区的路线图,而是恰恰相反。他们担心,“Grexit”(希腊退出欧元区)将在欧洲金融市场引发剧烈动荡,导致其他摇摇欲坠的欧元区经济体发生银行挤兑,并产生接下来哪个国家将被迫退出欧元区的问题。

    但是,到了2012年年初,这些官员中有许多人认为,面对希腊“退欧”的可能性,不做准备是不负责任的。“我们总是说:让他们留在欧元区是我们的目标。”一名参与制订计划的官员表示,“他们退出的概率是零吗?不是。如果你在一家公司的董事会里、面对同类事件,即使它发生的概率只有10%,你也应该做好准备。”

    过去数月间,英国《金融时报》采访了数十名直接参与抗击欧元区危机的官员,以回顾在那场灾难的最后一年里,那些领导人怎样把欧洲一体化计划转变为某种全新的东西:即一个远比以前更为中央集权的欧元区,由欧盟机构接手以往掌握在各国政府手中的巨大经济和金融权力。针对这种将权力集中于布鲁塞尔和法兰克福的新格局,寻求说“不”的选民们在最近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发出了响亮的声音。

    新的紧迫感

    到2012年年中,希腊已经遭受了街头骚乱、失业率飙升和紧缩政策,紧缩导致了持续4年的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式经济萎缩——希腊经济较2009年的水平萎缩20%。希腊发生的情况几乎又是一场灾难,这促使欧洲领导人采取果断的行动。

    在那年6月希腊议会选举前后的数周里,欧洲单一货币面临的解体风险达到危机爆发以来的最高点。当有迹象显示激进左翼联盟(Syriza)——其领导人是反对纾困的激进分子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即将胜出时,针对希腊退出欧元区制定计划的工作面临一种新的紧迫感。“那时我们真的下了决心:必须完成我们的工作,”另一名参与制订“Z计划”的人士表示。

    就在希腊举行选举的那个周末,全球大多数经济领导人齐聚墨西哥洛斯卡沃斯参加20国集团(G20)年度峰会。有鉴于此,欧盟的一小群最高官员留守办公室,准备面对不得不启动“Z计划”的局面。这些官员中,为首的是欧盟经济事务专员奥利•雷恩(Olli Rehn)。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留在法兰克福,而时任欧元集团(Eurogroup,欧元区各国财长的月度例会机制——译者注)主席与卢森堡首相的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也处于待命状态。

    最终,“Z计划”从未启用。齐普拉斯的激进左翼联盟票数位居第二,希腊主流政党得以组成了一个不是特别融洽的联盟,最终同意在接受纾困的道路上走下去。

    但高级官员们表示,那个夏天险些发生的灾难,以及随后围绕希腊的欧元区成员国资格展开的辩论,促使欧元区各国政界理清了思路,尤其是德国政界。在德国政界,围绕“希腊退出欧元区是否可取”的辩论继续进行了3个月,最终被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叫停。

    惊人的逆转

    自希腊在2001年加入单一货币的那一刻起,该国的欧元区成员国资格就一直是个有争议的话题。在多年拉响警报后,欧盟统计局(Eurostat) 2004年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希腊曾误报财务数据,在取得欧元区成员国资格之前炮制了大大高估本国财政健康状况的数据。尽管普遍存在管理不善,但希腊得以利用欧元区成员国资格所带来的低利率,依靠借款维持经济运转。欧盟领导人基本上忽视了布鲁塞尔的“数豆者”发出的警告。

    但是,当纾困希腊的行动在2011年开始遭遇挫折时,尘封在欧盟报告中的这个问题得以重见天日,成为欧洲最具影响力的领导人闭门讨论的话题。据多名欧盟官员透露,实权在握的德国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成为赞成希腊“退欧”的最具影响力的人物。

    然而,在2012年初之前,许多讨论都停留在理论层面,是各国财政部内部各派经济学家以及欧盟委员会经济事务司研究的课题;经济事务司曾尝试就希腊“退欧”对希腊乃至欧元区其他国家的影响建立模型。

    实际的泛欧洲应急规划即使存在,也仍是有限的。前欧洲央行官员透露,让-克洛德•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任欧洲央行行长直至2011年11月)禁止讨论希腊“退欧”问题,担心即便是有关欧洲央行在考虑这个方案的风声,也可能变成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在布鲁塞尔,欧盟委员会经济事务司司长马科•布提(Marco Buti)手下的一个小组悄悄编制了一些数据,以求说服德国及其盟友相信:希腊“退欧”引发的动荡将远远超出他们的预期。但出于对泄密的担心,更具体的规划受到限制。

    只有IMF展开了具有实质意义的工作。多年来,该组织从全世界各式各样的经济灾难中汲取了大量的机构经验。

    当2011年11月的G20戛纳峰会首次公开提到希腊“退欧”时——当时默克尔和东道主、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两人都强烈要求希腊在公投中提出“留下还是退出”的问题——有关方面对“希腊选择退出”的结果没有任何计划。

    数名高级官员称,默克尔和萨科齐公开谈论“欧元区可自愿退出”的设想(此前各方曾坚决否认这个设想),使他们感到震惊。就连与这两位领导人密切共事的官员,也表示自己感到猝不及防。

    “我差点从椅子上滚落下来,”在这两位领导人闭门讨论时在场的一名官员表示,“他们第一次使用这个词,而不是在谈话中禁用它。我记得当时在想:我们要遇上麻烦了。”

    把希腊人挡在门外

    制订“Z计划”的工作在2012年1月正式展开,主要由四名官员领导。当月加入欧洲央行执行董事会的德国人约尔格•阿斯穆森(Jörg Asmussen)受德拉吉之托,领导欧洲央行内部的希腊“退欧”工作组。多年任职于奥地利财政部的托马斯•维塞尔(Thomas Wieser),被任命为由各国财政部代表组成的“欧元工作小组”的常任组长,并在布鲁塞尔帮助与布提协调工作。还有就是保罗•汤姆森(Poul Thomsen),这个丹麦人自危机爆发以来一直领导IMF的希腊纾困团队,他从华盛顿IMF总部提供意见。

    为防止这四人领导的小团队泄密而付出的努力堪称极端,其原因与特里谢此前禁止此类规划的原因相同:只要公众听到计划工作的风声,可能就足以引发严重恐慌,迫使他们把计划付诸实施。
 

    据一名参与者透露,有关方面从未将“Z计划”编制成书面文件,参与者之间也从未就这项工作交换电子邮件。“即使在(各机构)内部,也有防火墙全面保护。”这名官员说,“就连团队之间,也有防火墙措施。”出于对泄密的担忧,各方决定不让希腊官员参与。

    他们的防火墙起到了作用。在希腊举行投票的不到两周之前,欧盟委员会主席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José Manuel Barroso)和默克尔在柏林的德国总理府共进晚餐,其间默克尔寻求从巴罗佐那里获得保证:即相关计划已经就位,能够应对希腊拒绝纾困条件、随即退出欧元区的局面。

    据当时在房间里的官员介绍,巴罗佐承认该计划存在、并称可拿出来给默克尔过目,但默克尔说,有他这句话就足够了。按照德国的制度,德国联邦议院(Bundestag)可请求获得此类文件——德国高官担忧,如果他们手中有书面文件,他们就将有义务披露这方面的规划工作。

    虽然英国《金融时报》没有看到“Z计划”的相关文件,但据看到过这些文件的官员们称,这些文件构成一份详尽的行动方案,阐明了如何从零开始创建出一个新的金融体系。

    既是计划,也是论据

    在华盛顿,IMF官员准备了长达20页的行动表格。官员们表示,IMF的详尽蓝图借鉴了其应对银行挤兑和货币危机的经验,涵盖了一些激烈的行动,如关闭所有自动取款机和恢复边境管制,以防止大规模资本外逃。

    在欧洲央行,官员们研究了阿根廷在2001年货币危机期间发行“欠条”(IOU)的经验,因为(如果希腊退出欧元区的话)在希腊流通的欧元纸币和硬币将不再是法定货币。其中一个选项是发行价值约为欧元一半的希腊“欠条”,原因是把新版钞票运到希腊将是一场后勤噩梦。

    欧洲央行官员研究了2003年美军在伊拉克引入新版第纳尔的行动,但对后勤挑战感到力不从心:美国的努力只耗费了3个月时间,但这些努力有全球最庞大军队的空中和地面资产作为依托。希腊本国印刷钞票的能力有限;自启用欧元以来,该国基本上只印刷10欧元纸币。

    同样复杂的是希腊经济的基本“管道”。像其他所有欧元区国家一样,希腊经济也连入“第二代泛欧实时全额自动清算系统”(Target2)网络,这是一个由欧洲央行和各国央行管理的巨大专有计算机系统,确保了大多数商业交易的运行。一旦希腊被切断与Target2的连接,它就没有办法清算交易,希腊经济会逐渐陷入停滞。整个系统将不得不重建。

    类似的工作也在布鲁塞尔推进。一部分工作大量涉及欧盟的法律:一个受到“圈护”的经济体,怎样才能保持欧盟内部市场正式成员的资格(这种资格要求让货物自由流动)?设立资本管制的法律权限是什么?

    其他的准备工作更加实际,比如哪些官员将出现在公众面前,宣布希腊的新身份。“负责拨动开关的人会提早接到书面指令,告诉他们:你必须做这做那,”一名参与制订计划的官员称。

    对许多曾参与该项目的人士来说,“Z计划”既是一份行动计划,也是一个论据。他们想向那些倡导希腊“退欧”的人士证明:这项工作是极为浩大的——一旦他们意识到它会有多艰巨,他们就不可能支持这个计划。但在2012年夏,希腊选民几乎迫使他们动手实施计划。

    “硬违约”

    希腊的第一场议会选举与法国大选在同一天举行。在欧洲大部分人关注法国局势(萨科齐的竞选连任努力没有成功)之际,希腊以外很少有人预见到正在逼近的风暴。即使在希腊国内,当点票结果在5月6日(周日)晚间逐渐出炉时,许多政治领导人也都惊呆了。
 

    希腊于1974年恢复民主政体,40年来的大部分时间里,该国的选举政治一直被两大政党主导:偏左的泛希社运党和偏右的新民主党。但随着危机加深,在纾困监督员指控两党执政期间都存在管理不善的背景下,这种现状开始瓦解。

    那些在雅典市中心宪法广场投掷燃烧瓶、一度被贬称为激进边缘群体的极左翼和极右翼反政府活动人士,开始得到心怀不满的选民的支持。新纳粹主义的金色黎明党得到落魄的城市穷人的支持;富有政治魅力的齐普拉斯则吸引了泛希社运党(正是该党谈判达成了受人憎恨的纾困协议)的大批支持者。

    正如预期的那样,新民主党的得票率居首,但不到19%,较该党在三年前全国选举中的得票率减少了14.6个百分点,令人震惊。更令人瞩目的是泛希社运党全线溃败。该党屈居第三,落在激进左翼联盟后面,得票率只有13%,较2009年时减少了31个点。

    “我们未能正确解读希腊社会的动态,”泛希社运党的一名资深政治人士表示,“我们知道有很多愤怒,但当你深陷(纾困)计划、希望促其成功、并相信国家需要变革时,我们没有意识到——其实所有人都没意识到——金色黎明党的崛起,也没有意识到激进左翼联盟的迅猛崛起,以及我们的崩溃。”

    希腊的技术官僚总理卢卡斯•帕帕季莫斯(Lucas Papademos)却对这一结果并不感到意外。在短短六个月的总理任期内,帕帕季莫斯想方设法维持了国家的运行。这位前希腊央行行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投票前夕的民调结果让他十分担忧选举不能决出胜负,以至于他在举行选举的那个周日晚上决定留守办公室,为可能出现的市场冲击做好准备。

    据帕帕季莫斯透露,希腊当局在投票后的那段日子担忧,如果相互对立的政党数周内不能组建政府,局势可能会失控。但他们同时也担心,由激进左翼联盟甚至新民主党牵头的新政府会拒绝纾困协议,导致欧盟当局放弃希腊。“风险在于,选举结果的格局意味着各党不能组建一个支持新经济计划的政府,”帕帕季莫斯表示。

    七位欧洲领导人在启程前往洛斯卡沃斯参加G20峰会前举行了一个电话会议,同意坚守一个共同立场:他们将承诺支持希腊,但前提是该国遵守现有纾困条件。不会有重新谈判。

    若没有纾困资金,希腊政府将不再能够支付其账单,而且有一笔31亿欧元的债券将在8月20日到期,欧洲央行持有这笔债券的一部分。

    一场“硬违约”(即不能偿付未偿还的债券)早就被视为走向希腊“退欧”的最可能路径,原因是如果没有人向希腊政府放贷,缺钱的将不只是希腊政府本身。

    当时,希腊银行依赖央行的紧急贷款来维持运营,因为私人部门的投资者已停止放贷。为了获得这些央行贷款,希腊银行必须提供某种形式的抵押品——对陷入危机的大多数国家的银行而言,这意味着国债。但是,如果发生硬违约,这些国债将变得一文不值,因此央行的贷款将被切断。没有紧急流动性援助,希腊银行将会倒闭。没有了银行,也就没有了经济。

    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在传统的货币体系中。但希腊没有一家传统意义上的央行。该国的央行在法兰克福,执掌它的官员大多不是希腊人,没有办法迫使它借钱给希腊的银行。重启银行体系的唯一办法是,希腊设立自己的中央银行,开始印刷自己的货币。

    “在几小时内扼杀这个国家”

    但是,在5月的选举结果公布后,帕帕季莫斯和欧盟官员开始担心起第二条通向希腊“退欧”的“意外”路径:银行挤兑。

    如果民众开始恐慌性提款,就可能导致与“硬违约”相同的局面。希腊银行将会真的耗尽现金,而欧洲央行将无法向它们提供资金,因为这些银行将处于资不抵债状态。“规则将明确禁止在没有充足抵押品的情况下提供流动性,这意味着在几小时内扼杀这个国家,”参与讨论的一名欧洲央行官员表示。要重启这些银行,将需要一种新的货币。

    在希腊各政党围绕他们能否组成一个政府争执不下之际,帕帕季莫斯每日从央行接到有关储户提款总额的通报;提款金额变得如此巨大,以至于他提笔写了一封警告信给希腊总统。如果没有可能组成政府,就必须很快召集选举。
 

    自2009年初以来,希腊当局成功地应对了一场慢镜头式的“慢速银行挤兑”:该国银行存款总额从2450亿欧元降至2012年选举前夕的不到1590亿欧元。据希腊官员估计,这些钱大约有三分之一彻底离开希腊;另外三分之一被支出,以维持快速下滑的生活水平;还有三分之一被藏匿在床垫下和枕套内,因为储户们害怕存在银行里的欧元将变成德拉克马(Drachma,原希腊货币——译者注)。

    在普罗沃普洛斯的领导下,希腊央行不惜安排从欧盟其他国家空运多余的欧元钞票,来确保即便是大额取款也可满足。当时形成的一个模式是:如果某个希腊储户要求提取大笔款项,他/她会被告知在次日再来一次银行。对希腊央行的官员来说,让账户持有人在返回银行时拿到现金是绝对必要的。

    “如果某个储户走进一家银行,要求提取自己的钱,那会怎样?如果答案是:‘对不起,我们缺少现金’,那又会怎样?”普罗沃普洛斯说道,“在当时的条件下,那将导致大范围的担忧,很可能在储户当中引发恐慌。”在2012年的选举之前,有285亿欧元新纸币被注入希腊,这一数字可谓惊人。

    但是,5月和6月两场投票之间那段时期的狂热取款(央行一天24小时都在运钞)吓坏了官员,尤其是从欧洲央行观察希腊事态的官员。银行挤兑引发了民主合法性的问题:一群驻法兰克福的非民选央行官员,应不应该自行判定希腊的银行已资不抵债,从而迫使希腊退出欧元区?

    在欧洲央行内部,广泛共识是会导致希腊“退欧”的判断不应由央行官员作出。相反,这些官员将把决定权交给欧元区的政界人士。

    6月25日,德拉吉、巴罗佐和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主席赫尔曼•范龙佩(Herman Van Rompuy)在布鲁塞尔开会,欧元集团主席容克通过电话加入会议。德拉吉在会上对各位领导人表示,在欧洲央行放弃希腊之前,欧元区政界人士将被请求担保向商业银行发放的紧急贷款。

    德拉吉的警告并不是学术性的举措。一名官员表示,德拉吉告诉各位领导人,7月20日,即那笔8月份的债券到期30天前,局面将进入一段为期30天的“不确定期”。虽然安东尼斯•萨马拉斯(Antonis Samaras)已在前一周拼凑出一个联盟,但希腊新政府仍在要求重新谈判纾困条件。而默克尔尚未决定希腊是否应该留在欧元区。

    “受感染的腿”阵营

    对德国来说,围绕希腊“退欧”展开的辩论,令人想起自欧元创立文件《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 1992年签署以来的几乎每一场与欧洲单一货币有关的谈判。它到底应当是一个以德国为首、由少数经济状况类似的邻国组成的货币联盟,还是一个覆盖面更广、甚至向经济竞争力较弱国家敞开大门的政治项目?

    出身科学家的默克尔习惯于寻找确定性。在2012年夏季假期前的几个月里,她开始亲自求索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果说她在那几周里私下征求了欧洲每一位伟大的经济和政治思想家的意见,那未免夸张。但只是夸张了一点点。

    6月初在柏林与巴罗佐会晤期间,默克尔征求了前者的看法,她担心希腊选民将选择一个拒绝现有纾困的政府,从而迫使他们执行计划。巴罗佐告诉她,希腊“退欧”将是一场灾难,而萨马拉斯很可能会获胜。对此默克尔表示,她担心的正是萨马拉斯,因为他在竞选中主张放弃纾困计划。

    据在场的官员透露,两天后,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在柏林与默克尔进行了一场类似的辩论。虽然卡梅伦对希腊扭转局面的能力没有巴罗佐那么乐观,但他给出的意见是相同的:市场很可能出现剧烈反应,而欧元区发生的银行挤兑将很难被阻止。卡梅伦提到了英国遭遇的北岩银行(Northern Rock)案例。

    默克尔的顾问分为两大阵营:“多米诺骨牌”阵营和“受感染的腿”阵营。“多米诺骨牌”阵营警告称,希腊“退欧”将使所有陷入困境的欧元区国家的国债遭遇恐慌性抛售,之后葡萄牙、意大利和西班牙有可能发生大规模银行挤兑。

    “受感染的腿”阵营认为,“切除”希腊将让欧元区其他国家得以恢复健康。“你有这两个阵营,而且每个阵营都有优秀的经济学家,”一名德国官员表示。

    “受感染的腿”阵营以朔伊布勒为首。跟他交谈过的多名人士表示,他几乎是从理想主义角度看待希腊“退欧”这件事,视其为拯救欧洲一体化事业的必要之举——他在自己的整个政治生涯都投身于这项事业。

    “外界不太明白的是,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是一名狂热的亲欧洲人士。”曾与这位脾气不好的德国财长讨论过这个问题的一名欧元区官员表示,“人们认为他不喜欢希腊人。这不是事实。原因恰恰是他如此热爱欧洲,以至于在他看来,任何有悖欧洲理想的人都是那么的反欧洲;他容不下这样的人。”

    道德风险

    官员们表示,朔伊布勒的这种动力偶尔会导致他与默克尔闹矛盾。朔伊布勒远比默克尔更愿意把希腊扫地出门,但另一方面,他也更愿意增加德国对欧元区纾困基金的贡献,以帮助建立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火墙,保护欧元区其他成员国。
 

    在德国财政部内部,还有一个立场更为强硬的核心圈子。这些官员中的大部分人聚焦于“道德风险”,他们主张,这种风险正在欧元区浮现——有些欧元区国家认为自己在财政上的管理不善是没有后果的。一名参与德国财政部讨论的人士透露,一些高级助手觉得,“你必须牺牲某人,才能吓住其余人”。

    德国财政部官员编制的分析报告指出,希腊根本上来说已资不抵债,相对于无限期地努力支撑该国的运转,让其退出欧元区的短期代价还更低一些。外部的顾问被请来进行了类似的研究。

    默克尔从三位央行官员那里得到了相互矛盾的建议,她在休假前的那段时间相当重视并信任这三人的意见,这三人是:阿斯穆森,他在调任欧洲央行之前是朔伊布勒的副手;延斯•魏德曼(Jens Weidmann),默克尔的前经济顾问,一年前被她任命为德国央行(Bundesbank)行长;瑞士央行(Swiss National Bank)前行长菲利普•希尔德布兰德(Philipp Hildebrand)。

    这三人都担忧道德风险问题,并觉得希腊不太可能兑现其在纾困计划中所作的承诺,这可能导致德国纳税人的资金无休止地被转移到雅典。但他们也告诉德国总理,预测希腊“退欧”成本的做法是愚蠢的。

    当时与阿斯穆森交谈过的一名欧元区官员表示,他给默克尔的建议是:“有些东西可能已被市场计入了价格,而且到时候是可以控制的,否则的话你最终面对的可能是只有10个成员国的欧元区。”

    布提和他的团队在布鲁塞尔进行的工作似乎也取得了成效。德国官员表示,默克尔被告知,有一件事是几乎不可能做到的,那就是让所有17个欧元区国家的政府都同意一份退出计划、而且一切都悄悄进行、不让市场捕捉到一丝风声——在希腊似乎无意“退欧”的情况下尤其难以做到这点。

    在希腊“退欧”问题上,在柏林展开的政治讨论是最为主观的。与默克尔直接打过交道的许多欧盟领导人表示,与她在基民盟(CDU)的前辈——如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和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相比,她对欧洲一体化事业的眷恋较少。欧盟领导人将此归因于她投身政坛之前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东德的生活经历——默克尔出生不久就被父母带到东德,在那里长大成人。

    与此同时,多名官员表示,他们开始感觉到默克尔肩负着历史重任。一名德国官员问道,她真想成为“有可能拆散欧洲(尽管尚不清楚那种局面是否会发生,但可能性是存在的)”的德国总理吗?

    7月中旬,默克尔离开总理府,开始为期六周的夏季休假,同时权衡各种建议。虽然德国总理尚未拿定主意,但德国高层政治人物公开要求希腊“退欧”的呼声达到了一个高潮。“如果希腊不再满足为其制定的要求,就不能作出进一步的付款,”德国自由民主党(FDP)主席菲利普•罗斯勒(Philipp Rösler)在开始夏季休假前表示,“对我来说,希腊退出欧元区早已不再那么可怕。”自由民主党是默克尔执政联盟中的较小政党。

    令人惊叹的180度大转弯

    有一位领导人敏锐地注意到了德国总理府内上演的辩论,那就是巴罗佐。欧盟委员会主席告诉助手,他相信自己作为欧盟条约捍卫者的神圣职责之一,就是确保欧元区和欧盟的完整,使其不致失去成员——无论这里指的是希腊退出欧元区,还是英国退出欧盟。

    鉴于一笔拖延已久的343亿欧元援助款项被搁置,而萨马拉斯还在主张大幅修改纾困条款,巴罗佐决定成为危机爆发以来首位访问雅典的欧盟抗击危机核心圈子成员。

    两人之间的会谈持续了两个小时。在萨马拉斯的木板饰面办公室,巴罗佐坐在没有点燃的壁炉前告诉希腊新总理说,不要再提出彻底改变纾困计划的要求。据当时在场的官员们透露,他敦促萨马拉斯花至少一年时间执行现有要求。巴罗佐提出,在那之后,也许可以商量修订纾困计划的话题。但首先必须执行。

    据当时在场的一个人回忆,巴罗佐说:“不要开始要求新的条件;那绝不可能。你传达给德国的第一条信息必须是……你一定要说你会履行承诺。”

    一位政治盟友发出的直率忠告似乎收到了想要的效果。当时在房间里的不止一名官员说,巴罗佐还没有结束他的忠告,萨马拉斯就已提笔重新起草自己的发布会声明——后者后来告诉云集的记者,他将立即开始“落实约定的措施”。

    “萨马拉斯做出了史上最令人惊叹的180度大转弯,”前泛希社运党政府的某位部长表示。

    他们真的不知道

    但归根结底,一切要由默克尔本人定夺。经过六周的沉思,德国总理带着决定回到了柏林。对这名科学家来说,这件事不存在什么确定性。默克尔是一位天性谨慎的政治人士,如果顾问们对希腊“退欧”的后果意见不一,她就无法接受这个方案。

    “你们都说:‘对不起,说到底,我们不知道’;如果你们不知道,那我不会冒这个险。”一名顾问回忆她的话称,“她的感觉是:所有这些人,他们可能全是白痴,但他们不知道。”

    欧元区内部有关希腊“退欧”的言论渐渐消退。默克尔在10月份对雅典进行了极具象征意义的访问。在布鲁塞尔,经过一系列有倾向性的欧元区财长会议,各方达成了经过修订的纾困协议:各方向希腊承诺,一旦该国实现基本预算盈余(当时预计到2013年时实现),就可得到更多的债务减免。

    这份协议放行了那笔343亿欧元的希腊援助款。2012年11月,在协议达成的数小时后,欧盟举行了一次峰会。萨马拉斯在抵达会场后迅即发表声明称:“欧盟的团结依然活着。希腊的‘退欧’已经死了。”希腊再也不会威胁到欧元的存在。(译者:和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