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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节专题:古希腊与古中国女性观的有趣对比

  • 来源:百度百家
  • 发布日期:2014-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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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希腊也有过男尊女卑的时代。古希腊从荷马时代起,也流行“女人是祸水”的观念;古希腊也认为女人不如男人,断言“雌强雄弱只是偶尔见到的反常事例”;古希腊的“妇道”观主要包括“娴静”、“忠诚”与“无智”等。

     所谓女性观,乃是社会对妇女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这些看法和观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男子对女性的看法,二是男性强权社会加之于女性群体的各种规范与要求。可以说,女性观在一定程度上,透视了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古希腊与中国的女性,是有着共同的背景与历史的,那就是,她们都是从母权制体系下走出来的。生产力的发展,使得她们的这一黄金时代宣告结束,历史进入了男性强权时代,恩格斯对此表示哀叹:“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

     女性的黄金时代一旦结束,古希腊的女人,跟古代中国的女人一个待遇,统统沦为男性的附庸,男尊女卑成为中希那个时代共同的社会景观,对比一下很有意思:

     (一)有关“女人是祸水”

     春秋战国之际,中国女人就被男人们称之为“色”了。这种色的力量,可以撼动整个国家,《国语•晋语一》中云:“好其色,必授之以情,彼得其情以厚其欲,从其恶心,必败国且深乱。”由此可以看出,女子亡国论在先秦就流行了。这种观念在中国的文艺里也可找到诸多旁证。汉朝李延年有“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之词,白居易《长恨歌》中有“汉皇重色思倾国”之句。《左传•昭公二十年》里直接视无“德义”之女为“祸”:“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苛非德义,则必有祸”。至于汉成帝的妃子赵合德被成帝身边的随侍披香博士淖方城直呼为“祸水”,则是尽人皆知的。这老兄一见赵合德就口水直流,咽着口水艰难的对成帝说:“这是祸水啊,灭火绝没问题。”传统观点,认为汉属火德,“祸水”灭汉,由此,“祸水”观大大流行!

     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被视作国家级祸水的女人有一串长长的名单:夏桀之后妹喜,商纣王之后苏妲已,周幽王之后褒姒,夫差之后西施,陈叔宝之后张丽华,汉成帝之后赵飞燕赵合德姐妹,唐玄宗之后杨玉环……

     饶有趣味的是,古希腊从荷马时代起,也流行“女人是祸水”的观念。这从古代希腊文献与文学作品中可以发现。

     荷马史诗中,荷马对其笔下的女人几乎没什么赞扬,除了屈尊守节的奥德修斯之妻潘奈罗佩之外,其他女性如赫拉、雅典娜、海伦等被荷马揭批得一无是处。赫拉喜欢吃醋,雅典娜的智慧竟不够压制她的嫉妒之心,海伦更是由于不忠而导致了一场旷世战争。

     希腊神话中潘多拉的故事更明显地表达了女人即祸水的社会观点。潘多拉是美丽的,但这种美丽是有夹带的:她随身携带的魔盒里有瘟疫、有死亡、有恐怖、有悲伤、有穷困……虽然是神话,但是神话折射的乃是全社会对女人的总体看法:女人是祸水,女人所能带来的,唯有灾难与不幸,女人是万恶之源。

     中国这边的哲学家,如孔子,简单地说了一句“唯女人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这话够客气够含蓄了,但是直到今天还遭人垢病。相形之下,古希腊那边的学者却出语尖刻,似乎为了证明他们那边的哲学、修辞学、逻辑学处处比古中国要高明似的。例如希腊的悲剧大师欧里庇得斯在自己的作品中说:“妇女比咆哮的大海、湍急的洪水、势不可挡的火焰还可怕;她的存在证明了上帝对于人类的仇视。”

     欧里庇得斯的观点,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能引起中国大文豪苏东坡的同感,但苏东坡却没这么损,只是写了一首滑稽诗,白描龙丘居士陈季常和他那历史上非常出名的婆娘:“龙丘居士也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佛家把佛祖比作狮子,佛祖所传法音比作狮子吼。龙丘居士的婆娘一声娇喝,在她老公听来,威力竟超过了佛祖)。有意味的是,中国的河东狮吼,也应该能引起苏格拉底的同感。众所周知,苏格拉底每与人辩论起来没个完,终有一次触怒其妻,这妇人先是破口大骂,继而端起一盆水兜头泼向自己的夫君,这个伟大的哲学家只能用“雷声过后,必有倾盆暴雨”来自嘲。

     再例如,古希腊著名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宣称,“假如创造女人的神存在,我要寻出她的住所,去和他说,他是罪恶毒害的创造者。”与此相似的是,中国传统社会有“最毒莫过妇人心”的民间谚语,更有甚者,古代文人,比如《西厢记》的作者借张生之口认定女人“不妖其身必妖其心”,《水浒传》作者认定“淫毒皆从一套来”。女人天生不是好人在中希似乎都是定案了。

     还有,古希腊古典派诗人希蓬那克斯说:“一个妇女给男子两天快乐的日子,一天是和他结婚的日子,另一天是给她送葬的日子。”古希腊著名的喜剧家阿里斯托芬更是在他的剧作中尖刻地写下了如下台词:“患眼病者受害匪浅,但有害也有利——患病时不曾见过一个女人”。看了这些论述,简直让人可气又可笑。有意思的是,中国男人的人生大快意之事也有“洞房花烛夜”,但绝无“中年丧妻”,侧面说明中国传统社会相较于古希腊更重视家庭、重视家庭伦理和天伦之乐吧。而且,中国社会是把女人当艺术品而欣赏的,虽然大家一致鄙视效仿西施的东施,讨厌丑人多作怪,但是对于秀色的出现,还是鼓掌欢迎的,没有丁点想害眼病的意思。中希在这方面的区别非常微妙,用简单的语言是描述不出来的。

     (二)有关“女子不如男”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说法,社会“最初的分工是男女之间为了生育子女而发生的分工”。这种分工,使得在生育子女方面有着绝对优越地位的女性享有了历史上属于自身的黄金时代,也就是母系社会。但是农业的出现及铁制工具的使用,宣告了女人黄金时代的结束。农业与铁制工具,首先要求的就是体力,古代农业文明社会下,女子当然显得处处不如男了。这种体力上的不如男,后果是严重的,单说中国,它延伸到了社会各个层面:

     女人丧失了社会地位——男主外女主内,就连与勾践一块儿卧薪尝胆的勾践夫人也被老公规定:“自今日以后,内政无出,外政无入。内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这番规定一下,勾践夫人从此送君只能送到卧室门口。

     女人没有经济地位——古代授田如唐代以“床”为单位,女人的土地权附着在丈夫身上。

     女人更没有政治地位——女人不能参加科举。鱼玄机在长安崇真观看了新及第的进士榜,当时就吃醋了,写下一首《游崇真观南楼睹新及第题名处》:“云峰满目放春晴,历历银钩指下生。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堂堂的中国才女没有想到社会对女人的不公,只是自恨自己的女儿身。

     女人所有的价值在家庭中——传宗接代,相夫教子。可以说,中国女人没有的,古希腊女人也没有,但古希腊男人在这方面更善做理论工作似的,一些学者在体质、智力、能力等方面都把男女两性作了对比,对比的结果当然是“女人不如男人”。

     把男女作各种对比并得出这种结论的,首推古希腊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亚里士多德。对于女人的智力功能,亚里斯多德认定:“妇女确实具有思虑机能但并不充分。”

     古希腊认为“女子不如男”的第二位领军人物是亚里斯多德的老师柏拉图,这位老师曾倡导过男女平等,但在对比男女两性之后,他还是得出了如下结论:“就天赋来说,夫唱妇随是合乎自然的,雌强雄弱只是偶尔见到的反常事例。”

     相信这样的话,中国的周武王听了特开心。众所周知,这老兄伐商前有个出师表,名叫《牧誓》,其中有一句被后人长期推崇并使用的名言:“牝鸡无晨”。从此,牝鸡司晨,或者说女人主外、女人执政在中国成为最反常的事例,与柏拉图的“雌强雄弱只是偶尔见到的反常事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苏格拉底又是柏拉图的老师,这师爷也认为“女子不如男”:“男人和女人的天赋是一样的;男人所追求的也是女人所追求的,但是总的来说,女人劣于男人。” 直到今天,苏格拉底这句话,在中国这样传统与现代交错纷争的语境中,还能找到不少的知音吧?

     (三)有关妇道观

     男性强权社会里,所谓的妇道观,本不是女性自身对自己的规范和要求,相反,它在根本程度上,反映的是男人对女人的道德要求和品行规范。古希腊的“妇道”主要包括“娴静”、“忠诚”与“无智”等。

     古希腊人认为作为一个女人首先应该具有娴静的美德。不娴静的女人不是好女人。古希腊的另一名悲剧大师索福克勒斯说:“娴静是妇女的服饰。”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传统社会对女人的要求就不仅仅是“娴静”了,理论上是三从四德,外在的要求可用柔、顺、轻、怯四字来概括,唐代宋若华的《女论语》里有详细规定:“行莫回头,语莫掀唇,坐莫动膝,立莫摇裙,喜莫大笑,怒莫高声”。班昭对四德作了具体的发挥与解释:其一,妇德。不需要才能出众,幽娴贞静,守节整齐,行已有耻,动静有法。其二,妇言。不必利言善辩。择词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其三,妇容。不必颜色美丽,洗净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其四,妇功。不必功巧过人,专心纺织,不好嬉笑,洁齐酒食,而奉宾客。

     对比一下我们可以发现,中西方不约而同的要求女人“娴静”,而要“娴静”,女人就不得多言,不得高声。比如亚里士多德就认为,“利口的女子”虽然可能并不比男人的话更多,“但仍有可能被认为有伤谦德”。相形之下,中国传统社会对利口的女子就有些深恶痛绝了,代表人物首推大学者司马光,说:“长舌厉阶,画地成狱;妒悍相残,身攒百镞。”更严重的是,在中国,女人多言是要被夫家休掉的。七出之礼中第五条就是:“多言,去。”所以宋若华在《女论语》向众姐妹交待:“是非休习,长短休争,从来家丑,不出外传,莫学愚妇,不问根源,秽言污语,触突尊贤”。由此可以看出,古中国与古希腊在理论方面都比较高超,但中国在实践与执行方面却是最完备最到位的。

     还有,古希腊在要求妇女娴静的同时,还要求妇女必须“忠诚”:婚前服从父亲的约束,婚后顺从自己的丈夫。这种“忠诚”与中国女人“在家从父,出家从夫,夫死之子”的三从观倒有得一拚。比如荷马认为,女人的忠诚不仅仅是道德与荣誉的问题,还事关家庭、社会和国家的稳定。他认为海伦不忠导致了特洛伊战争,所以古典希腊时期,对女人的忠诚特别强调。当然了,不管是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古希腊都比不上古中国。古中国的女性,要恪守的是贞操礼节。中国的贞女烈妇无论从数量上讲还是从质量上讲,都堪称天下第一。而整个明朝时期,寡妇再嫁成了奇耻大辱,政府甚至把它上升为法律问题。

     最有意思的是,古希腊提倡妇女“无智”。男人不喜欢聪明的女人,欧里庇得斯认为,“最幸福的还是那种人,他在家里供养着一个女人,是个不成材的东西,蠢得没用。我厌恶那聪明的女人,在我的家里决不允许有这样的女人,她的手超过女人应当的范围。……那些无能的女人因为智慧短少,也得免于做出蠢事来了。”   

     与此形成有趣对比的是,中国传统社会对女人的要求是“女子无才便是德”,这一谚语虽然明末后才在社会上普遍流行,但早在汉唐时期,它就是整个社会对女子的道德要求了。比如班昭在《女诫》中说:妇德,不必明才绝异也。一句话,女人聪明不是什么幸事。仅举一例。唐朝女道士李冶五六岁时,作《咏蔷薇》一诗,内有“经时未架却,心绪乱纵横”之句,其父一看,“大恚”,认为自己太不幸了,摊上了这么一个女神童,说:“此女狡黠非常,恐为失行妇人。”而李冶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长大后成女道士。唐时的女道士,好多都是半文半娼式的,比如众所周知的鱼玄机。

     最后让我纳闷的是,古希腊与古中国虽然在歧视女人方面有着这么多共同语言,但是西方在走向近代化之际,男女平等,女士优先迅速成为其新的社会规则,那么这种规则是如何从旧规则里脱胎而成的?而中国在走向现代化之际,特别是计划生育方面不得不提出“女孩也是传代人”的口号,是否从侧面反映了中国传统男尊女卑思想的根深蒂固?相信这将是一个有深意的课题,但已不在我这篇小文的范围之内了。(端木赐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