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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不衰 重构公元前4世纪希腊历史图景

  •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在线
  • 发布日期:2014-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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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20世纪前期的大多数学者而言,公元前4世纪希腊历史的主要特点是衰落,因为希腊世界的强国斯巴达、雅典和底比斯先后在争夺霸权的斗争中败下阵来。1927年出版的《剑桥古代史》第6卷可谓此种观点的代表。对伯里等人而言,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和斯巴达“谁也无力或者有意愿对希腊行使连续的霸权或推进统一,从而阻止马其顿的成功”。于是,马其顿君主国的崛起,特别是腓力的天才,使“希腊人政治能力的破产成为可能”。希腊政治和军事的衰落,让希腊人的文化也失去了创造力。

    1.希腊衰落论源起古代文献

    不过,强调公元前4世纪希腊衰落的传统绝非始自近代。修昔底德曾说,伯里克利以后的雅典民主政治败坏,后来的雅典政治家都是恶棍和无赖,应当为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失败负责;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将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民主笼统归为激进民主;演说家伊索克拉底和德摩斯梯尼猛烈抨击此期雅典的政治家;色诺芬的《希腊史》则把这一时期的希腊世界描写成以混乱开始、以更加混乱告终的时代。

    古代文献长期制约着西方对希腊历史的认识。即使是努力为雅典民主政治辩护的格罗特,在写到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时,似乎也颇为尴尬,面对腓力的扩张,雅典人不思进取,致使在喀罗尼亚战役中败于马其顿之手。贝洛赫在《伯里克利以来的阿提卡政治》中为人们描绘的雅典,也是内争不断、国力衰败、道德下降的局面。

    2.希腊并未“衰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学界开始质疑希腊衰落论。更细致的考察表明,公元前4世纪中期以前,具体是公元前362年前,斯巴达、雅典和底比斯曾先后成为希腊大陆上的支配性力量。斯巴达的制度固然存在不少问题,也不完全具备作为希腊霸主的实力,但在公元前4世纪前30年中,它整顿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秩序,稳固了霸权;在科林斯战争中,其威望和灵巧的外交手腕,使其在不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控制了希腊大陆。即使公元前371年斯巴达在留克特拉战役中惨败,后又遭遇美塞尼亚独立,公民队伍急剧萎缩,它也没有放弃霸权之梦,继续与底比斯、马其顿和雅典等强国周旋。

    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虽然不再像公元前5世纪那样是希腊霸主,但仍然稳定强大。当时,雅典人做出了很多调整,如适当限制公民大会的权威,提高法庭的地位;为了提高国家运转的效率,财政官员地位有所上升。在雅典和斯巴达之外的地区,希腊人更是表现出创造性的一面。在阿卡狄亚,以麦伽罗波利斯的建立为标志,希腊人进行了联邦制的实验;在彼奥提亚,底比斯人通过彼奥提亚同盟,实现了地区性统一。

    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与公元前5世纪确有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其衰落,更不表示希腊人丧失了自由,或者说城邦制度衰败。罗兹曾如此比较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鼎盛与公元前4世纪的“衰落”:公元前5世纪与公元前4世纪的区别,并不在于公元前5世纪希腊政制运行良好,而在于公元前4世纪未能良好运行……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和斯巴达拥有远胜于其他城邦的实力,他们能够将希腊世界划分为两个势力集团,保持一种并不典型的稳定性。一旦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战败、斯巴达在留克特拉战役中战败,空白就产生了,没有任何一个希腊城邦能够填补这一空白……正是因为这种稳定性已经被打破,所以在公元前4世纪,我们听说的联合越来越短暂……

    3.文化艺术创造力勃发

    公元前4世纪希腊世界战争频繁,这是斯巴达和雅典势力被消灭、城邦取得更大独立性的表现。某种意义上说,这才是希腊政治的常态。甚至在喀罗尼亚战役后,希腊城邦也并未彻底死去。一方面,城市和某种程度的城邦式生活随着亚历山大的征服在亚洲等更广大地区得以扩展;另一方面,希腊本土的城邦从未放弃其自由梦想,“城邦和同盟继续存在,并且只要环境允许就会尽可能宣布独立。希腊政治制度并没有失败,并且显示了非同寻常的生命力”。

    此外,我们不应忘记,希腊人并不仅居住在巴尔干半岛,柏拉图曾说,他们是地中海大池塘边的青蛙,分布在从叙利亚到直布罗陀海峡、从黑海北岸到北非的广大地区。在巴尔干以外的地区,希腊人的创造性和活力同样突出。在西北希腊,他们用部落联盟的方式解决了政治统一问题,组建了具有代表制色彩的摩罗西亚人国家;在西西里,他们在半个世纪里接受了狄奥尼修斯的僭主统治,一度控制了南部意大利。在黑海地区的博斯普鲁斯,希腊人在斯帕托库斯家族介于君主制和僭主制之间的政体下,实现了政治上的转型,并在外有西徐亚人压力,内有雅典、马其顿和希腊化时代君主国卷入的复杂环境中,将独立一直维持到公元前3世纪初。

    基于此,也许我们不应当以希腊人是否能够走向他们从未尝试过的所谓统一来判断其优劣,也不能片面强调城邦体制对其无法形成统一国家的制约。就希腊世界整体而论,城邦式的国家形态不过是希腊人创造的众多政治组织之一,在城邦内部,其政体也多种多样。多样化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创造,正是希腊世界固有的特征。过去,学者过多地把眼光盯在希腊本土的雅典和斯巴达,忽略了希腊人政治组织的丰富。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政治组织的多样性,充分显示了希腊人的聪明才智,是其多样且丰富的文化和艺术作品产生的前提。

    在文化上,公元前4世纪也是一个创造力勃发的时代。古代希腊哲学的黄金时代实际是在这一时期。此期,活跃着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同时,也产生了新的哲学流派,如犬儒派、斯多葛派等。“在柏拉图那里,希腊语成为了独特的表达思想的灵活媒介。”而其创办的学校,不仅为希腊世界培养了大批政治、军事人才,也为希腊文化的延续提供了物质的外在形态,“伟大学校的形成,确保了政治上衰落的雅典成为未来的文化中心,它们的物质形态将延续900年,其精神形态,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遗产,则还要长得多”。

    在艺术上,公元前5世纪的传统得以延续,且有了显著创新,尤其是在雕刻和建筑上,出现了“希腊化时代巴洛克风格的因素”。文学上,悲剧诚然衰落了,但阿里斯托芬、米南德的喜剧,代表着喜剧主题从政治中心向社会生活中心的转变,后世罗马人模仿的主要范本,恰恰是这种新喜剧。医学中固然包含着更多传统因素,但理性主义已然抬头,并成为希波克拉底派的主导原则。即使希腊人在战场上被马其顿人击败,但军事技术最初的变革却来自于希腊。斯巴达人对普拉提亚的围困,创造了新的攻城和防御技术;最早的攻城机械出自狄奥尼修斯统治下的叙拉古;雇佣兵的出现和轻装兵的兴起,成为后世腓力军队的前身。如果没有希腊人的这些发明创造,则腓力和亚历山大的胜利,也将无法得到合理解释。

    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世界,是一个城邦制度充满活力,政治上新实验层出不穷,思想与文化创造力勃发的时代。面对这样一个创新与多种问题并存的世界,我们很难用“衰落”来将之标识。(晏绍祥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