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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为什么不愿意干“脏活”

  • 来源:华夏时报
  • 发布日期:2013-06-18
  • 浏览数:648

   

    《彭博新闻周刊》最近刊登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新闻,大意是希腊虽然自2008年以来一直深受经济衰退的影响,失业率高达27.2%,但希腊公民还是对工作岗位挑三拣四:比如说草莓采摘这种卑贱、低薪的工作应该由下层阶级完成。而在另一方面,尽管一些政客声称移民抢走了本地居民的工作,但当地人对农活和其他劳动密集型工作都避之唯恐不及——而这些活恰恰是移民做的。

 

    事实上,希腊公民的这种心态在绝大多数的地方都可以见到。比如说在中国的很多大中城市,很多居民都在抱怨不断增长的外来人口正在蚕食本地居民的工作机会,但是这些外来人口涌入真的导致就业机会减少吗?未必。因为绝大多数外来人口从事的工作与本地居民的就业并没有交集:外来务工人员从事的保安、清洁工、餐饮店服务员等工作几乎是本地人鲜于问津的。

 

    那么,为什么他们不愿意从事这些工作?脏、累、收入低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而刚刚进城的那一拨人则不太计较这些,对于他们来说,进城的首要任务是找到一份能有收入的工作,至于这份工作是否体面,则是另外一回事。也正是这个原因,很多城里人看不上的工作,都由刚进城的人所包揽了,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从事这些工作,那些原本看起来很粗糙的脏活累活也能被精细化,而且也能挣大钱——媒体上时不时传出那些垃圾村的富豪就是对这些工作的生动写照。捡垃圾能够成为富豪,这可能是绝大多数人所没有想到的。

 

    但更为奇怪的是,很多乡下人见到捡垃圾能够致富,纷纷加入这个行业,在一些村子里甚至整个村的村民都在外以捡垃圾为生,并通过此在村里盖上了新房,甚至在城里买上了房子。为什么这些人能够在垃圾里挖掘出金矿,而处在城里的失业人群却发现不了这个宝藏?而更为奇怪的是,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乡下人加入到这个行业,而城里人还是无动于衷?

 

    通常的解释是这些工作不体面,就像前面希腊人不屑于从事采摘草莓这种“卑贱、低薪的工作”。这是一个原因,但恐怕不是最为主要的原因。一般来说,在选择工作的时候,收入是最为主要的决定因素,但“工作体面与否”也是一个影响因素,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工作体面与否会成为一个决定性因素,而收入则是退居第二位?

 

    在笔者看来,社会资本可以解释这个现象。所谓的社会资本,尽管有各种各样的解释,而且在不同学科中有着不同的定义,不过笔者个人更倾向于将其看做是为实现工具性或情感性的目的,通过社会网络来动员的资源或能力的总和。如果你还不明白社会资本到底指代什么,那么我就用“关系”这个词来解释。

 

    做个假设,当部分城里人看到乡下人在捡垃圾等所谓的“低级劳动”而致富时,可能心里也有过一丝犹豫:我是不是也该干这个活?但转念一想,算了,如果我干了这个活,我家里人会怎么看?我以前的同事会怎么看?我以前学的技能怎么办?种种顾虑终于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是先在家里呆着再看看有什么合适的工作。换句话说,假如从事了这个职业,那么他以前工作多年积累下来的社会关系网络就一切清零,而即将从事的这份工作不仅与他原先的工作没有关系,甚至可能会损害今后可能的关系网络。正是基于对社会关系网络——也就是社会资本的担忧,城里人很少从事相关的工作。

 

    而那些刚进城的人却没有这个担忧。在来到这个城市之前,他们在这个城市的社会资本几乎为零,在从事原本城里人看不上的“低级劳动”时认识的人就可能是在这个城市的所有社会资本。通过这个社会关系网络,他们可以让这份工作更加得心应手。而对于后来加入的那些老乡来说,道理也是相通的:他们离开自己的家乡加入“低级劳动”大军之前,对这个城市的一切都是基于这些老乡的介绍,于是跟从老乡从事相同的工作是最为划算的决定——不仅避免了陌生城市打交道的成本,而原先在农村里积累下来的关系网络也在这个时候派上了用场。换句话说,他迈入城市,并不是孤身一个人,而是一个社会网络。

 

    但是对于城里人来说,如果你不是在第一时间加入这个原本并不熟悉的行业,那今后的准入门槛会越来越高,因为那里面就业人群的背景和经历几乎没有丁点的相似之处,随着这里面人群的增加,而本地人在那里会彻底的边缘化。于是,本地人就越来越少,甚至几乎绝迹了。

 

    当然,捡垃圾等所谓的“低级劳动”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事实上这样的现象并不只是在捡垃圾这样的脏活累活中存在,而是几乎存在那些城市居民原先所不关注的非主流职业里:民营医院大多是来自福建莆田;高校边上的复印店可能以湖南娄底居多;城市里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以前大都来自浙江等地。现在看起来是朝阳行业的快递业,则大都是来自浙江桐庐(“四通一达”的创始人,都是来自桐庐)。

 

    为什么城市居民不容易发现这些优势?因为他们以前的社会关系网络限制了他们在这些非主流行业的发展,而那些新进城者却没有这样的束缚。更为重要的是,尽管那些城里人失去了这些淘金的机会,但是他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却能够找到相类似的工作——尽管再就业的时间会长一点,但因为有以前的积累和政府兜底的社会保障网络,也不至于因此就找不到米下锅。所以对他们来说,最为理性的选择就是继续等待,等待经济好转。

 

    于是,我们就可以在城里看到这样的现象,一部分人在抱怨经济形势不好没有就业,而另一部分人却在那里抱怨人手不够。这看起来是不可理喻,但又是那么顺理成章。

 

    (傅蔚冈  作者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