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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欧洲的起点或终点(上)

  • 作者:周宁
  • 来源:《全球商业经典》杂志
  • 发布日期:2012-10-11
  • 浏览数:526

 

     被神诅咒的俄狄浦斯,从科林斯来到忒拜城外的三岔路口,斯芬克斯出现了,给他出了个谜语:什么动物早晨用四条腿走路,中午用两条腿走路,晚上用三条腿走路?俄狄浦斯回答:“人。”于是,俄狄浦斯侥幸没有被这头怪兽吃掉,像英雄一样进了城。俄狄浦斯解除了忒拜城的瘟疫,做了忒拜城的王。至于以后发生的事,他自己也没想到。

 

  凡人的智慧,无法保证凡人的幸福。世间最不可思议的事,谜底都是关于那一个字—“人”。谁回答出“人”的问题,也就触及了事物的根本问题。但遗憾的是,回答“人”,只是一个谜面,不是谜底。人是什么?人能说明白吗?

 

  俄狄浦斯解了斯芬克斯的谜面,从此就陷入命运的迷宫,一个意识到问题在“人”的人,其实并不知晓“人”的秘密,最后还是落入命运设的局:杀父娶母、刺瞎双眼、自我流放。就像米诺斯迷宫的标志所警示的那样,“谜”是一柄双面斧,它既破解命运,又伤害破解命运之谜的人。《俄狄浦斯王》剧终的教益只是一句话:人啊,你不认识你自己;不到最后的时刻,不要轻言祸福。

 

  或许这才是谜底。希腊人是异常智慧的民族,在公元前5世纪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为整个西方甚至世界现代文明奠基,但他们似乎只破解了谜面,没有谜底。谜底是人是智慧的,但不知道自己无知;人是自由的,但不知道自由有限。

 

  希腊人是人类的英雄,他们破解了人类文明的意义,又不断被人类文明伤害。在完成如此丰功伟绩之后,这个民族似乎遭了天谴,以后2000多年的历史多灾多难。智慧的希腊人成为被西方文明流放的民族。从苏格拉底时代开始,就不断地经历战败、动乱。然而,征服希腊人身体者,却被希腊人征服了头脑—希腊人成了罗马人的教师;希腊语成为东正教的教会语言;古希腊的制度与思想,为全球化的世界奠基。

 

  但希腊却在枯萎,就像《俄狄浦斯王》剧作中歌队的评价:“他道破了那著名的谜语,成为最伟大的人;哪一位公民不曾带着羡慕的眼光注视他的好运?他现在却落到可怕的灾难的波浪中了!”

 

  希腊人似乎由于他们对世界的贡献,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被征服,再被征服,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先后占领这片土地,如今雅典宪法广场的卫兵身上,还穿着有400道皱褶的民族军装,纪念被奥斯曼帝国占领400年的屈辱历史。百万人流落他乡,百万人又失去故乡。奥斯曼帝国时代,希腊人移民小亚细亚,第二次希腊土耳其战争(1919-1922),希腊失败,小亚细亚百万希腊移民被迫迁回希腊本土。艰苦的独立战争(1821-1829)让希腊付出了百万人的生命,结束了希腊近2000年被征服、被奴役的历史。但独立之后又是百余年的动荡,两次希土战争外加两次世界大战,鲜血依旧在流,在血管里流,温暖着古希腊的精神;流出血管,洒满希腊那焦黄的土地与湛蓝的大海。希腊人为了自己的智慧,付出了惨痛的历史代价。

 

  破解命运的人,势必要做出牺牲。希腊这个民族,流出的血已经凝固成历史,而血管中正流动的血,是否依旧保存着古老的智慧和创造力?来希腊之前,我见到中国前任驻希腊大使杨广胜先生,问起希腊经济危机,杨先生乐观地说,会过去的,希腊没有问题。希腊已经经历了无数危机,近30年经济危机就有四次;要说3000年的历史,危机就更多了。希腊有危机,但没危险。

 

  通常说,希腊有三宝(3S:Sun,Sea,Stone):阳光、大海、石头。有这三样东西,希腊就不会完。

 

  希腊应该还有三宝,智慧三宝:史诗、悲剧与哲学。有了这三种智慧传统,希腊或许才能渡过难关。

 

  假如俄狄浦斯王再生

 

  谁是凶手?

 

  2012年8月10日,在雅典上演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后将近2500年,我来到这座神话般古老的城市。这座城市再一次被一种新的“瘟疫”所困扰,那就是“经济危机”,一种典型的“现代瘟疫”。

 

  进入雅典城,我并未感受到明显的危机,有些出乎意料。被现代瘟疫困扰的雅典城,见不到“乞援人”,也没有哀鸿遍野的景象,很难说雅典城表现出明显的衰败、动乱景象,甚至可以说是依旧繁荣。人说雅典每天都有某处在游行,可惜我只看到一起。朋友的解释更让我感到意外。8月不是游行的季节,各党派组织不管有多么大的分歧,甚至愤怒,此时也都去度假了;至于游行,完全可以等到9月以后。其实游行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民主社会游行是家常便饭,不游行反倒不正常了。

 

  或许在平静与繁荣之中,依旧有某些细节,暗示着进行中的危机。街头许多店铺关门了,在我这次走过的中欧五国八个城市中,流浪汉、乞食者、精神病患者、残疾者,雅典最多。街头许多店铺关门大吉,我以为是经济危机导致店铺倒闭。但当地人告诉我,不是那么回事,店主与雇员都去度假了。8月是希腊度假的季节。政府每年发14个月的月薪,度假费用是国家福利承担的。在酒店早餐上,我碰到一位颇为健谈的希腊妇女,她来雅典也是度假的。

 

  经济危机了,希腊人依旧度假。她说住在岛上的希腊人来雅典度假,雅典的希腊人到岛上度假,全世界的游客都到希腊度假。她说她喜欢中国人,中国人是爱笑的民族,他们笑得非常多。我说,很可惜,中国人还没学会度假。中国人爱笑,完全是生理反应,不是心理反应。笑不一定表示快乐,就像希腊人一样,发表议论并不一定表现思想。

 

  希腊经济危机是事实,只是这种危机在希腊人的生活中没有表现出来。不管遇上什么事,希腊人总是希腊人,有种阅尽人间的大气。经济危机是可以“渡过”的,但精神危机却难以摆脱。我在希腊的确看到或听到经济危机,但没有见到“精神危机”。中国中央电视台希腊驻站记者龚明告诉我,据统计,希腊去年的自杀率上升了46%,这似乎是精神危机的表现。我不以为然。自杀的意义是多样的,在苦难的时刻选择高贵地死去,是为了人的尊严。苏格拉底被雅典大陪审团判了死刑,本来是可以在学生的帮助下逃走的,但苏格拉底还是选择按判决饮鸩而死—在我看来,他是自杀的。

 

  一个民族可以有经济危机,但不可以有精神危机。危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民族面对危机时表现出的人生态度。过去林语堂先生写过一本《生活的艺术》,中国人是最会生活的人,中国人是生活的民族,西方人是工作的民族,中国人可以教导西方人如何生活。我看未必,就中国今天的现实来看,似乎应该颠倒过来。欧洲人比中国人更会生活,而最会生活的欧洲人是希腊人。

 

  这位开朗的妇女说她来度假,但与其看风景晒太阳,不如找人聊天。她坦白,自己喜欢不停地讲话。她也明白人可能不应该过多地讲话,因为人需要沉思。可是,她就是喜欢讲话,她也讲到希腊经济危机,但看上去没有任何忧虑,像是别人的事。我告慰她,中国人也喜欢说话,而且大声说话。她高兴了,说话声与笑声顿时提高。我趁势问她如何看待街头流浪者,她说那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希腊人是个自由的民族”。

 

  希腊人的自由传统,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大概就是雷打不动地度假、谈笑,哪管国计民生、天塌地陷。在地中海碧蓝的海湾里,希腊人和来自世界不同地方的人一同度假,泡在海水里,坐在岸边的酒吧。圣托里尼岛是度假族的天堂岛,也是一个火山岛,火山依旧在不时地喷发,而且传说中沉没的亚特兰蒂斯,可能就在圣托里尼岛的一侧。火山随时都可能爆发,毁灭所有的一切,但关键是要在火山爆发之前,度假、聊天!

 

  希腊是个幸福的国度。我们往往想不出,经济危机来了,人民还如何幸福,就像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经济发展了,人民还不幸福。幸福来自一种生活的态度与环境。我有位朋友,在雅典生活许多年,问他为什么喜欢希腊,他说希腊治好了他的两种病:一是警察恐惧症;二是洋人恐惧症。过去一见警察就心慌,没做坏事心也慌,还以为自己上辈子是个罪犯。到希腊后才发现,原来警察是可以怕人民的,希腊的警察真窝囊,于是自己找回了做公民的尊严。过去他见洋人也怕,说起英语来总是面红耳赤、磕磕巴巴,大概觉得洋大人的话自己是不配说的。到希腊后不一样了,不管你把英语说得多糟,他们都可能听懂,而他们的英语,可能比你还糟。原来英语是可以“愚弄”的,并非高人一等。

 

  与那位健谈的希腊妇女的早餐谈话依旧。大多数人说话时不动脑子,但也有人习惯在说话中思考,在思考中说话。苏格拉底也是位爱说话的希腊人。在雅典大学读艺术史博士的杨少波先生告诉我,希腊人喜欢交谈,而且交谈中充满哲理。古希腊智慧对现代希腊人来说,已经不是哲学,而是生活。可惜,我未能充分领略希腊人的谈话,我不懂希腊语,而希腊人说的英语,我也不能全懂。

 

  在希腊不会说话,真是个灾难。雅典街头到处是两杯咖啡说一下午话的人。希腊先哲苏格拉底就喜欢说话,他每天的“工作”其实就是从自己所住的阿贝洛基比(Ambelokipi)步行到阿哥拉集市(Agora),在那里与“爱智慧的人”谈话,辩论从神到人的各种问题,并发表演说。古集市的遗址还在,但只有残石断柱,雅典城里到处都是残石断柱,有时候真让人恍惚:自己是身处古希腊,还是现代希腊;这是两个国家,还是一个?

 

  我入住的宾馆,就在阿贝洛基比,这里2400年前是一片葡萄园,据说苏格拉底的家就在这里。从阿贝洛基比到宪法广场,只有三站地铁。每天傍晚太阳落山的时候,我就去宪法广场对面的耳目街转悠、“观光”、吃晚饭,看人们依旧衣着光鲜地在街头喝咖啡、聊天。

 

  卫城脚下,夕阳轻柔,幽静的街道一旁,打扮精致入时的雅典老人,或双双对对,或三五成群坐在一起喝咖啡。生活是一件优雅高贵的事,总不能穿着睡衣与拖鞋、扇着大蒲扇上街,那样不尊重自己、不尊重他人、更不尊重生活甚至生命。高耸的古典廊柱下,每天傍晚都有一位老人弹唱,曲调幽怨苍凉。远处巨石之上,就是卫城的帕特农神庙,柱廊像空洞的眼眶,注视着沉入古集市那一端山后的夕阳。

 

  有些个人高贵,有些民族高贵,我总试图在生活不经意的细节中,观察人的贵气。因为贵气不是能修饰或伪装出来的。普拉卡区街头咖啡馆里,雅典人依旧友善、雍容、平和、豁达,似乎什么都没发生。天色渐渐暗去,耳目街两旁小街上的饭馆,挤满了人。侍者穿梭忙碌,但脸上没有丝毫的烦躁。他们招徕顾客,如果你不理睬,选择了另一家,他们会拍拍自己的左脑门,表示失望—那动作幽默而优雅,似乎当年古希腊戏剧演员的形体训练是可以遗传的。

 

  希腊并非没有经济危机,只是没有把经济危机表现出来。为什么呢?这就是希腊精神的体现,希腊的高贵所在。高贵表现在一种“中庸”的气度上,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能大哭大笑大叫大闹。就像古希腊悲剧一样,悲惨的刺激性场景,是不能在舞台上表演的,只能用语言庄重地描述。比如,王后上吊、俄狄浦斯刺瞎双眼的动作,就不能在舞台上表演,那样会破坏悲剧的庄重与优雅。如今,希腊人面对经济危机,似乎也不失优雅。这种优雅究竟深刻,还是浅薄?

 

  其实希腊还有另一种精神,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希腊全国发生骚乱。示威者向警察投掷燃烧弹,警察以催泪弹还击,整个雅典城弥漫着刺鼻的催泪弹气味,街道一片狼藉。希腊政府的催泪弹用完了,竟向德国和以色列求援供应催泪弹应急。杨少波先生当时上街,拍下一组照片。希腊精神还有另一面,很冲动、很暴力。大概前者是日神精神,后者是酒神精神,像尼采说的那样。

 

  可惜,我没赶上看这一面。行前朋友说希腊乱,不要去。我心想,我是“好事之徒”,十处敲锣,九处有我。

 

  我感觉希腊的骚乱像是狂欢节,阶段性的、短暂的放纵之后,生活依旧。经济危机在希腊已经持续4年了。如果你在街头拦住一位行人,问他是否有经济危机,他或她一定会回答:“有!”但如果你预想在他们脸上找到相应的哀怜或愤怒,没有!坐下来谈谈,他们会耸耸肩,告诉你,过去月收入3000欧元,现在下岗了,吃救济金,月收入600欧元,明年可能连600欧元都没有了。那怎么办?先不想,日子还得过,该与朋友一道上街喝咖啡还要去。生活就是这样,他会将话题迅速转移到一些人生哲理上,关于生命的意义、时间与空间、关于正义与真理??而且话匣子一旦打开,就没完没了。

 

  希腊人似乎并没有深切地感受到危机,并深刻地反思危机的来由与出路。他们的时间好像是用来浪费的。杨少波先生的经历是,跟希腊人聊天很有趣,但也很耗人。现代人把时间当金钱,把金钱当生命,赔不起呀!希腊人有希腊人的时间观念,他们生活在一天与永恒之间—或者一天,或者永恒,四年似乎不算什么。

 

  可是,我们还是放不过希腊人的洒脱。为什么没有人像俄狄浦斯王那样,追究“现代瘟疫”的凶手并摆脱瘟疫呢?俄狄浦斯王被命运诅咒,注定杀父娶母,埋下了忒拜城的“罪恶”。他在“无知”的状态下犯下罪行,又在“无知”的状态下开始追查凶手。追查不断揭示真相:他自己就是自己要追查的凶手,罪责在己。俄狄浦斯选择承担“无罪之罪”,刺瞎双眼并自我放逐。于是,正义伸张了,忒拜城的瘟疫解除。俄狄浦斯作为国王和个人,以苦难与担当换得人的尊严与城邦的繁荣,这是正义所在。在古希腊智慧中,正义是国家秩序与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正义最基本的意义,就是社会不同阶层成员各行其是,各司其职,执意进取,勇于担当。《俄狄浦斯王》关注的终极问题是正义,柏拉图的《理想国》说到底就是一部正义论。

 

  谁应该为希腊现代瘟疫负责?如今,经济危机降临,希腊人是否以正义行事,有所担当,解除国家与个人的危难呢?现代希腊人究竟是豁达,还是麻木?四年过去了,经济危机仍在继续,甚至可能深化。人们依旧在乐观地忍受现实生活的窘迫,议论经济危机的问题,政府要实施财政紧缩政策,但民众“被紧缩”的容忍程度是有限的。因为民众只考虑个人利益,不关心公共的善。

 

  政府理应关心公共的善,保证社会的发展与公正秩序,具有历史使命感。我在雅典学院附近的咖啡馆问起一位先生,政府的作为有效吗?他认为无效,政府甚至根本没有作为,或乱作为。因为民众只考虑个人利益,把持政府的个人或党派,也大多只考虑自身利益。我问希腊的经济学家有什么“偏方”,这位先生更为不满,经济学家对希腊经济危机没有提出过任何建设性意见或有效的改革措施,经济学家应该在城外被斯芬克斯统统吃掉,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猜对过任何谜语。

 

  现代经济是被无形的魔爪操纵的,谁也不知道变的是什么戏法。如果经济危机都被经济学家猜中,那早没有经济危机了。就像斯芬克斯一样,俄狄浦斯猜中她的谜,她只能羞愧地跳崖自杀。我喜欢看斯芬克斯雕像脸上诡秘的表情,那表情似乎在说,你能猜中我的谜,你能猜中自己的谜吗?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经济危机确实出现,而且已经延续四年了,总要有个说法吧?是什么导致了危机?谁来为此负责,如何摆脱困境?现代希腊难道没有人像俄狄浦斯王那样,调查“瘟疫”降临的原因,总该有个说辞,谁是“凶手”?谁该为这场危机负责?赎罪可以使人摆脱危机吗?

 

  可惜,现代希腊人的态度是这样的—凶手是“他人”,似乎摆脱经济危机的责任,也在“他人”。

 

  关于希腊经济危机,在“调查”开始的时候,人们总是先怀疑“他人”!不同方面有不同的说法,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凶手总是“他人”。

 

  首先,欧盟国家的口径基本上是一致的,希腊自己该为自己的危机负责,希腊政府与希腊人民都有问题。政府腐败、过度举债,为加入欧元区请高盛公司做假账,为争取选民的支持,实施超出希腊经济能力的薪金制度与社会福利政策,最终造成国家财政破产。希腊人是自己的罪人,也可能是欧元区的罪人。希腊债务危机可能拖垮欧元乃至欧盟,德法这些欧盟大国一再批评甚至警告希腊。2012年6月选举时,德国人警告希腊,你们有选举权,但没有选择权,于是,主张脱离欧元区的政党败选。欧盟不容忍希腊拖欧盟的后腿,但也不允许希腊脱离欧元区。

 

  希腊也有人认为是欧盟的错,欧盟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希腊债务危机的背后,其实隐藏的正是欧元区的经济失衡,强势国家与弱势国家之间产生巨大的贸易盈余,强势国家负责“制造”、“出口”,纵容甚至陷害弱势国家“消费”、“进口”。强势国家坚持强势利率,保持自身经济发展;弱势国家需要低利率,促进国家经济的复苏。强势国家不仅不能给予希腊足够的援助,反而限制了希腊的发展。希腊出现主权债务危机,欧盟强迫希腊实行紧缩政策,削减工资与社会福利,大量人口失业。欧盟将希腊留在欧盟,不是为了希腊的利益,而是为了欧盟的利益。

 

  “他人”是罪人。欧盟国家指责希腊,希腊指责欧盟国家,希腊人也互相指责。人民指责政府腐败无能,没有执政的能力与诚意;政府抱怨人民不肯为国家分忧,只顾个人自由,不顾国家安危。希腊政府为难:不实行紧缩政策得罪欧盟;实行紧缩政策,得罪选民。希腊人民为难:支持政府实行紧缩政策,最终会饿死自己;不支持政府的紧缩政策,希腊国家破产,还是饿死自己。希腊经济危机似乎陷入死局,政府的紧缩政策难以推行,更难以奏效。

 

  美国人隔岸观火,既指责希腊,又指责欧盟。行前,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的乐钢教授发来地缘政治学家卡普兰(RobertD.Kaplan)的一篇文章。卡普兰认为,在欧盟国家中,希腊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并非偶然。希腊的经济结构本身是有问题的,希腊并没有建立现代西方经济制度。希腊经济结构失衡。希腊半岛土壤贫瘠,不适于农业发展。希腊3/4的企业是家族企业,使用家庭劳动力,给社会就业造成很大的局限;制造业不发达,传统的海运业也在全球竞争中逐渐失去优势;希腊经济中的支柱产业仅限于服务业,或者说旅游业。把鸡蛋装到一个篮子里,风险太大。希腊的税收欺诈非常普遍,国家财政疲软,企业也缺乏竞争力。

 

  美国人当然是向着欧盟说话。但希腊经济结构的缺陷,有政治与政策方面的原因,也有历史、文化与地理方面的原因。

 

  希腊政治不成熟,混杂着家长制与咖啡馆政治特点:一方面是个人影响大于机构决策,家族政治影响深远,帕潘德里欧家族三代活跃在希腊政坛;另一方面是政党林立,阻碍了国家政治的行动力。一般来说,成熟的民主政治国家,基本上只有两个政党相互制约轮流执政,一个是温和的左翼政党,一个是右翼的保守政党。但在希腊,政党林立,除了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和新民主党两大政党外,2012年希腊议会选举进入议会的,还有9个党派,左翼联盟、独立希腊人党、希腊共产党、金色黎明党、民主左派、人民东正教阵线、民主联盟、生态绿党,此外还有10多个在野政党。

 

  希腊政治缺乏统一性,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可能赢得绝对的支持。1981年希腊加入欧盟,欧盟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希腊的政治特点;2000年希腊加入欧元区,欧盟也没有充分考虑到希腊的经济状况。欧盟的考虑主要是基于地缘政治的,希腊是欧洲面对地中海东岸伊斯兰地区的前线。希腊加入欧盟以后,并没有合理地使用欧盟的援助整顿政治体制与经济结构,提高行政与经济效率。希腊依旧是老样子,欧盟的希望落空了。极左翼的总理老帕潘德里欧把希腊政治与经济弄得一团糟,到他的中左翼的儿子小帕潘德里欧执政时,已经无力回天。

 

  希腊是欧盟养不起的孩子、丢不掉的老人。卡普兰从东西方地缘政治角度解释希腊今天的灾难,似乎欧盟接受希腊进入欧元区是欠考虑的,甚至接受希腊进入欧盟也是欠考虑的。希腊很难说是个西方国家,尽管它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希腊在政治与经济上,都是靠不住的。这还远远不是希腊是否留在欧元区或欧盟的问题。希腊是西方的一个缺口,地缘政治与经济的一个致命的缺口。希腊的政治走向是难以确定也难以信任的。在美国的后冷战思维看来,中国投资比雷埃夫斯港(指2008年中远集团获得希腊比雷埃夫斯港二、三号集装箱码头为期35年的特许经营权),俄罗斯力量严重渗透在塞浦路斯的希腊部分,对西方世界都是严重的威胁,是希腊引狼入室。希腊是个东方化的西方国家,或者说,希腊就是个东方国家,1000年的拜占庭统治,400年的土耳其统治,在希腊留下了明显的东方习气,大概“东方”国家,总是乱七八糟的。

 

  那么,谁究竟应该为希腊经济危机负责呢?“他人”抑或欧盟?西方或东方?为什么不是希腊自己?

 

  希腊可能陷入更深的经济危机,但似乎谁也不想出路。或许在希腊人的心态中,眼下度假谈天,比未来出路更重要。希腊人有一种特殊的性格,让他们处乱不惊,换一个角度说,也可能是麻木不仁。解决希腊经济危机,可能涉及的问题比单纯的经济要复杂得多。

 

  从希腊现实状态看,或许希腊经济危机不是个经济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也不仅是个政治问题,更是个文化问题。如果希腊人民为国分忧,希腊政府有所作为,危机即使降临,也不难克服。希腊悠久强大的个人自由传统,与短暂脆弱的宪政民主制度之间的脱节,似乎是希腊经济危机的深层原因。希腊经济危机不仅仅是经济危机,还是政治危机。而由自由传统导致的希腊政治危机,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的事了。

 

  导致希腊经济危机的政治无能,根源在于希腊文化中的自由传统。希腊人崇尚自由,但又处理不好个人自由与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从古希腊雅典黄金时代后期就出现了,一直延续了2000多年。在国家危机时刻,是否应该主动地牺牲个人自由?牺牲到什么程度是合理的?个人自由与国家政治之间的关系究竟应该是什么?究竟应该自由高于一切,还是正义高于一切?

 

  危机也是机会。在这个危机时刻,希腊应该反省自身的文化传统、政治经济制度。杨大使当时说,希腊历史上有许多次危机,但都没有倒。我想的则是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希腊历史上为什么有那么多危机?希腊又因为什么度过了危机?危机频频降临的原因是什么?度过危机的内在生命力又在何处?

 

  “现代瘟疫”降临了,希腊是否还有俄狄浦斯王,将罪责追查到自身,承认自己是自己的罪人,解救城邦?只有希腊能够救希腊。我感到遗憾的是,现代希腊人豁达乐观的生活态度,让他们不屑于像古代希腊人那样反省自身,追究自身的罪责。认识自己,才能解除“瘟疫”,把“危机”转化为“机会”。

 

  今日苏格拉底的问题

  反省自己

 

  我在一个“现代瘟疫”困扰雅典的时刻,进入雅典城。希腊的确在经历经济危机,在我看来,希腊经济危机不仅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不仅是政治问题,还是文化问题。希腊走出危机的出路,在于深刻的自我反思或文化批判。

 

  我到雅典,其实错过了一个重要的演出季。前不久,从6月24日到7月7日,每晚9点,在雅典大学博物馆连续举行两周的演出,剧目是独角戏《今日苏格拉底》(SocratesNow),扮演者是纽约希腊剧院著名演员雅尼·西蒙尼戴斯(YannisSimonides)。这出戏在世界14个国家已经上演了250场,如今终于在一个特殊的时刻回到了它的故乡。

 

  雅尼·西蒙尼戴斯认为他回来的正是时候。在经历经济危机的时刻,希腊人应该回到他们的古典智慧中,思考危机的意义,探寻危机发生的原因与走出危机的路径。每场戏演出结束后,都有演员与观众的对话,受古希腊智慧的启发,探讨现实问题,对话甚至比演出更感人,更有启发。

 

  古希腊智慧对“破解”现代经济危机,有特殊的意义。西蒙尼戴斯戴着苏格拉底的面具,身穿古希腊长袍,表演苏格拉底临终前的申辩。苏格拉底被雅典500人的大陪审团判处死刑,当时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战败,城邦慌乱。按雅典人的理解,战败是因为雅典人得罪了雅典的守护神雅典娜,必须找出一个牺牲品为神献祭,才能解除雅典的灾难。于是,苏格拉底成为牺牲品,罪名是不信神,腐蚀青年。

 

  什么是苏格拉底的现代意义呢?这出独角戏的演出,几乎是在复现2400年前雅典对苏格拉底的审判与苏格拉底的申辩,历史资料全部来自我们熟悉的文献,包括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剧本也基本上在复述这些资料中我们熟悉的句子,关键是其现实意义。

 

  苏格拉底之死开始于另一个“斯芬克斯之谜”。他的朋友去德尔菲神庙求神谕,世间是否有比苏格拉底更聪明的人,神谕回答没有。最聪明的人必遭天谴,除非苏格拉底能够找到比他聪明的人,才能为自己辩护。但是,苏格拉底的确没有找到比他更聪明的人!

 

  那么,苏格拉底高于其他人的聪明表现在何处呢?别人都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苏格拉底则知道自己什么都不知道。苏格拉底质问雅典人对善与美等人生重大问题的看法,发现雅典人滔滔不绝说了许多,但实际上什么都不明白。苏格拉底的结论是,自己的确比其他雅典人聪明,聪明之处就在于,自己知道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知识就是知道自己无知。这是个悖论。古希腊人的智慧,就开始于各种悖论。苏格拉底平静地接受了自己的判决,他的学生帮助他逃跑,他拒绝了,理由是个人有思想的自由,但当这种自由与城邦的法律发生冲突时,作为城邦的公民又必须遵守城邦的法律。个人与城邦的关系是一种神圣的“契约”关系,自由并不是绝对的。在自由与法律之上,是神圣的“正义”。

 

  苏格拉底之死的启示在于,人的知识与自由都是有限的。人必须知道自己的无知,人必须在城邦法律规范之内,实现自己的自由。正义高于知识与自由。现代希腊人或者现代人,认真思考或理解了这番道理吗?或许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希腊人经历了许多事,成败荣辱,却没有变得更聪明。如今,经济危机降临了,希腊人无所作为,不是因为奴役,而是自由,太多的自由!

 

  首先是经济方面的自由,自由资本主义把个人自私的物质主义追求变成一种无可置疑的“正义”与“美德”,现代人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好个人私利与公共的善之间的关系呢?希腊经济危机,或者说波及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需要人们反思的恰好是个人贪欲驱动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制度性缺陷。个人的自由就是他人的地狱,个人自由无法保证社会公正,正像《沉疴遍地》的作者托尼·朱特断言,“我们生活的世界存在着根本性的谬误”。

 

  其次,是政治自由,只有在个人意志与国家意志统一的情况下,自由在政治上才是合理的,否则,个人自由可能成为他人的地狱,民主可能成为暴政。苏格拉底被500人大陪审团判处死刑,他本是可以逃走的,但他选择了死亡,因为他知道,个人的自由是重要的,但城邦法律同样重要,个人必须无条件地忠诚于自己的城邦,在个人自由与城邦法律发生冲突的时候,自觉地选择死亡,是个人最大限度的自由。

 

  苏格拉底生前,雅典在民主政体与僭主专制之间颠三倒四地选择,苏格拉底不喜欢僭主专制下寡头的暴政,也不喜欢民主政体下暴民的暴政,而恰好是民主政体判处了古希腊自由思想家的死刑。实际上,根据苏格拉底的知识态度,我们可以推断他的政治态度,他既不肯定僭主专制也不肯定民主政体,人的有限性使人创立的任何一种制度,都是有限的,都包含着不合理的因素。人应该时刻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没有任何一种人创立的体制是完全合理的。

 

  在危机的时刻,如何处理个人自由与国家发展的关系呢?是个人自由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发展的需要,还是国家发展必须听从个人自由的选择?苏格拉底之死,拷问的核心问题是个人自由与城邦法律之间的关系。法律是个人与城邦之间缔结的神圣的契约。如果城邦的判决错了,那是城邦之错,如果个人违背了城邦的判决,那就是个人之错了。所以,苏格拉底自觉选择死亡,尽城邦公民的本分。

 

  苏格拉底之死为人类智慧出了另一个谜,人能处理好个人自由与城邦法律之间的关系吗?西蒙尼戴斯的《今日苏格拉底》是用古代智慧思考当今问题。经济危机中的希腊人,是否应该反思个人自由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关系呢?在危机降临的时刻,希腊人是否应该限制自己的自由,为国分忧呢?什么是希腊公民的责任?自觉地遵守国家的法律,适当地牺牲个人的自由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尊重个人与城邦之间神圣的契约。什么是希腊政府的责任?放弃党争与党派利益,共赴国难,真正为国家前途着想,而不是为选票着想?今日希腊实行的是宪政民主制度,这种制度的缺陷是什么?

 

  《今日苏格拉底》在世界各地14个国家已经演出了将近300场。当今时刻,回到故乡雅典演出,有着特殊的意义。演出在幽默轻松而又智慧的喜剧氛围中进行,苏格拉底以哲学的方式为自己申辩,不是要为自己辩护并推翻判决,而是讨论真理问题。对他来说,自己的死刑似乎与自己无关,而是一个公共话题。个人的判决已经不重要了,真理与正义才是重要的问题。当年苏格拉底的智慧对经济危机中的希腊,究竟有什么启示?

 

  《今日苏格拉底》90分钟的演出,往往没有演出后的讨论热烈。有时候演出后的讨论,几乎跟演出时间一样长。西蒙尼戴斯取下面具,脱去长袍和鞋子,观众选择舒适的位置随意坐下,西蒙尼戴斯端着酒杯,从观众身边走过,畅快地回答问题,有时候也在反问一些问题:希腊人不仅应该说话,而且应该思考;不仅应该享受自由,还应该承担责任。

 

  《今日苏格拉底》给经济危机中的希腊人的建议是:首先认识你自己,承担自己该承担的责任。在危机的关头,希腊人应该放弃个人的偏见与利益,公正地开展对话。游行、扔汽油瓶、党派恶性竞选、政府推卸责任??只能表现暴民的激情与政治的腐败,不仅无法解决经济危机问题,反而会使经济危机越发恶化。大家都是希腊人,大家都是欧洲人,大家都是地球人,为什么一出事,总是相互指责、推卸责任呢?

 

  为什么希腊人不能理解希腊人,左派不能理解右派,人民不能理解政府,政府不能理解人民?目前的任务是,学习古代先贤的智慧,认识真理,服从正义。希腊人不管政府与人民,不管何种党派何种主张,摈弃前嫌,坐下来对话,从承认自己的无知开始,坦诚地聆听他人的意见,辨析真理,否则,继续拖延,继续麻木,继续推卸责任,继续指责对方,继续腐败,继续抗议,经济危机将继续下去,而且越来越糟。

 

  在经济危机中,雅典人已经不再相信他们的政治领袖,不再相信媒体,不再相信布鲁塞尔的那些欧盟决策者,他们有必要到自身的传统中寻找走出危机的路径。西蒙尼戴斯带着《今日苏格拉底》,回到被“现代瘟疫”困扰的雅典,希望希腊人民从古代先贤那里讨得“神谕”。古老先贤的智慧,与今日的现实密切相关。西蒙尼戴斯曾经这样解释《今日苏格拉底》这个剧名:“我们称它为《今日苏格拉底》,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苏格拉底与今天现实的关系,比我们任何人都更加紧密。”

 

  他希望人们不要忘记苏格拉底的教诲:

 

  一、“‘认识你自己’,此刻我们最重要的事就是认识我们自己,省察我们自己,而不是去审查别人、判断别人。我们必须明确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我们的权益与我们的责任之间的关系。我们是谁,我们做了什么,错在什么地方?”

 

  二、“‘我唯一知道的是我什么都不知道’,现今希腊人的问题是,我们总以为我们无所不知。我们总听人说,我告诉你,欧盟是怎么回事儿,希腊是怎么回事儿,德国是怎么回事儿。说得太多,听得太少,或者说得太多,想得太少,这是希腊人独特的性格陷阱,或者说,毛病。”

 

  西蒙尼戴斯已经是65岁的老人了,在纽约希腊剧院工作了几十年,他这次回到故乡演出,是希望能为经济危机中的希腊做点什么。“苏格拉底的智慧不仅教我们怎么想,还教我们怎么做。我们如何使用我们的权力承担我们的责任?是行动的时候了。”

 

  放弃无谓的争端,认识自己并认识自己的局限。希腊人应该从自己的先哲,从自己的历史中,寻找拯救自身的智慧。现代希腊人总是在说,很少在想。他只知道自己的“知识”,不知道自己的“无知”,自以为理解世界与自身,实际上既不理解世界,也不了解自身。

 

  苏格拉底在世的时候,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败给斯巴达,雅典城邦自身先发生过两场骚乱。雅典与西西里海战,雅典再次爆发骚乱,雅典再次战败。雅典自身的纷争使雅典衰落。雅典一会儿民主制,一会儿僭主制,而不论哪一种制度,都无法协调好个人自由与城邦法律之间的关系。人们只知道专制是邪恶的,不知道自由是有限的,民主也可能导致暴政。关键是要协调好个人自由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

 

  苏格拉底死后两千多年,雅典在不断的纷争中败落。希腊人难道不应该从自身的历史中吸取教训吗?否则,希腊的经济危机才只是个开始,希腊在历史中经历的两千多年的劫难,也可能只是万劫不复的一段。现代希腊人有对自身历史的深刻认识吗?

 

  希腊的经验是自由,希腊的教训也是自由。

 

  就苏格拉底审判而言,苏格拉底并没有死于专制暴政,而是死于民主暴政。苏格拉底尊崇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却被按民主合法程序投票的500人大陪审团判处死刑。如果民主政体是好的,为什么消灭智慧与思想言论自由?民主政体或许不是智慧政体或合理政体,它不是智慧的统治,而是多数人的统治,而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多数人常常是暴民;如果判决是错误的,苏格拉底为什么不逃走?因为苏格拉底尊崇城邦法律。法律是个人与城邦的契约,法律至高无上,必须被无条件地信仰遵守。

 

  民主与自由是好的,但必须与法律和国家利益协调一致,在法律秩序中进行。处死苏格拉底不是雅典民主的错,而是雅典法制的错,雅典民主毕竟使雅典人免除了斯巴达的暴政,但雅典法制却没有保障私人空间与少数人的权益—用公共权力破坏个人自由。不保障个人自由的社会,不管民主还是专制,都不是一个好社会。缺乏知识与道德素养的多数人执政的民主,只能是为少数野心家、阴谋家操纵愚弄的工具。我们也有这方面的教训,只是我们没有深入地反思。

 

  自由是个陷害希腊人的神话。希腊历史上的种种灾难,似乎都与无法处理好自由与法律之间的关系相关。一个过分崇尚个人自由的民族,无法缔造一个强大的国家,国家的失败也必将导致个人的奴役。希腊历史不乏这方面的教训,而这一次经济危机迟迟无法解决,深层原因就在于希腊的政治现实与文化传统。法律是公民与国家之间缔结的神圣关系,希腊经济危机需要在这种神圣关系下,政府与人民“共赴国难”。

 

  希腊人是否应该反思自身的“自由”传统?法律的根本意义就是给社会一种安全感、正义感,如果法律给社会造成恐慌与邪恶,那么,这种法律就是罪恶!在健全的社会中,法律与民主之间应该保持一种合理的张力。民主的意义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保护少数人的自由。民主必须首先保证正义,正义的依据是理性,而不是激情狂热。民主容易被民众的激情所左右,法律必须保证所有人的自由,尤其是少数人的自由。法律具有保守性,它的职责是维护社会公正。

 

  绝对的自由可能造成地狱,绝对的民主可能导致多数人的暴政。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1805-1859)曾在书中这样论证法律与民主的关系:“当美国人民任其激情发作,陶醉于理想而忘形时,会感到法学家对他们施有一种无形的约束,使他们冷静和安定下来。法学家秘而不宣地用他们的贵族习性去对抗民主的本能,用他们对古老事物的尊崇去对抗民主对新鲜事物的热爱,用他们的谨慎观点去对抗民主的好大喜功,用他们对规范的爱好去对抗民主对制度的轻视,用他们处事沉着的习惯去对抗民主的急躁。法院是法学界对付民主的最醒目的工具。”

 

  自由是双面斧,不能否定其正面意义,也不能否定其负面意义。在希腊历史与现实中,我们作为教训,更多需要关注自由与民主呈现出的负面意义。希腊人作为个人是勇敢的,因为他们战斗是为了捍卫个人的自由,不自由毋宁死,在公元前480年发生的温泉关300斯巴达勇士抗击波斯人的故事中,希腊人的自由与勇敢被表述得非常透彻。但作为一个国家,希腊似乎并不自由与勇敢,从某种程度上说,希腊的历史就是不断被奴役、被征服的历史。如何理解自由与民主对希腊历史的意义呢?

 

  如今,对现实的希腊经济危机,自由与民主再次暴露其负面意义:希腊政府无法有效地贯彻其摆脱危机的紧缩政策,因为反对党掣肘,因为民众抗议;希腊政府无法有效地执政,因为要讨好选民,因为要估计民众的抗议。

 

  如果希腊的民主政府依旧腐败无能,民众依旧只管个人自由,不管国家安危,希腊能够走出经济危机吗?如果希腊人一边谈论经济危机,把责任推给“他人”,一边照例“度假”,把个人自由全部运用在今天,不管明天可能的奴役,希腊人有可能从经济危机中吸取教训吗?

 

  在一个由主权国家为基本单位的世界体系中,个人的自由必须与国家的自由在宪法规定秩序上保持协调一致,否则,自由精神与民主政治将是有害的。在华沙的时候,华沙大学欧盟研究中心的卡密勒博士说过,希腊经济危机在东亚国家,甚至在波兰,都不会发生。韩国曾经有过经济危机,妇女连自己的首饰都捐出来,帮助国家度过经济危机。而希腊人只关心自己度假,不管国家安危。如果不解决好个人自由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关系,希腊就不可能走出危机。卡密勒后来告诉我,在我离开华沙后的20多天里,他修改了百万字的著述,完成了个人住宅的装修,一直像奴隶那样工作;而等我回国后,他也将去希腊度假,活得像个“自由人”。

 

  道理很简单,不能像奴隶那样工作,就不能像自由人那样享受。而经济危机中的希腊人,对这个道理似乎不懂,也不想懂。现代希腊人应该以他们先贤的智慧反思自己。“自由”意味着一个悖论:人是自由的,但自由又是有限的,所以人又是不自由的。如果只看到人的自由的一面,看不到不自由的一面,灾难就会降临。希腊经济危机最深层的原因,是现代希腊文化,这种文化渗透到每一位希腊人的血液里。

 

  斯芬克斯之谜的谜面是“人”,谜底是人的有限性。神谕“认识你自己”的意义是,认识你的有限性。人的最重要的知识,就是知道自己的无知与无能。人是无法支撑起自己的自由的,也难以处理好个人自由与国家发展的关系。当然,从未有过自由的人,是没有资格评说自由的限度的,必须先拥有自由,再讨论自由的局限。

 

  “自由”是西方关于古希腊智慧最大的神话。对于没有自由而争取自由的人,你告诉他自由应该是有限度的,他会把你的告诫当作一种无所用心的奢侈或别有用心的阴谋。其实自以为没有自由的人,并非没有体验过“自由”;而追求自由的人,也未必能理解自由的意义。暴民的自由造成一种自由的暴政,对此,我们有过深刻的教训,大鸣大放大批判;没有宪政秩序的自由,我们也领教过,如果自由的现状是社会自由毫无限制、政治自由处处限制,那么,这种畸形的自由只能造成人间地狱。

 

  走出经济危机,希腊人应该回到古老的智慧中,反思自身的局限,承担自身的责任,像苏格拉底那样认识自己,像俄狄浦斯王那样承担责任,将正义置于自由与义务的前提上,协调好个人自由与国家自由的关系,否则,希腊人自由了,希腊国家却不自由;当然,国家不自由,个人最终也无法自由。

 

  走出经济危机,希腊人应该回到古老的对话精神中,希腊人跟希腊人对话,现代希腊人与古代希腊人对话,在对话中确认真理,尊崇正义,在对话中建立个人自由与国家法律的平衡,在对话中寻找出路。

 

  希腊与波兰,在历史上都曾经是为自由所累的国家,准确地说,都是没有处理好个人自由与国家法律之间关系的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身传统的优点,而这个优点往往也可能是自己的致命点。波兰是开放的自由,这种自由有进取精神,但没有精神定力;希腊是保守的自由,这种自由有精神定力,却缺乏进取精神。

 

  那么,我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