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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希腊债务减记看欧洲危机处理

  • 来源:财新网
  • 发布日期:2012-03-30
  • 浏览数:435

 

     对希腊的债务减记可说是欧洲政治家对整个欧债危机处理的一个缩影:行动迟缓、出尔反尔、自相矛盾……
  

     希腊债务冰山终于开始融化,这距离那一次决定对希腊债务减记的峰会已整整九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欧债危机连续升级。一边是金融市场大有逼迫欧元区就范之势;另一边是欧元区政治家就债务减记的得失、减记程度而争论不休。欧元区至今保留完整,基本要归功于欧洲央行的一次次救火抢险。

 

  当然欧洲政治家没有处理此类货币同盟危机的经验,当然他们在做出重大决定时需要考虑本国的民意和执政伙伴的承受能力,但抛开这些为他们解脱的因素,对希腊的债务减记可说是欧洲政治家对整个欧债危机处理的一个缩影。其前前后后具备以下特点:

 

  行动迟缓:2009年底欧债危机由希腊发源之时,该国的总债务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30%,财政赤字对GDP比高达15%。金融市场越来越怀疑希腊的还债能力,风险溢价越来越高。如果这时欧元区为雅典撑起救助伞或减除部分债务,希腊今天的处境不会那么糟糕。

 

  面对债务减记,德国的态度十分矛盾。默克尔担心那样会产生“负面效果”,因为“其他国家财政整顿的努力将会懈怠”(接受德国电视一台采访)。这便是所谓道德风险。2011年夏季,大多数德国人也反对债务减记,因为这样太便宜了希腊人。借钱的时候不假思索,债太多了就一笔勾销,这成何体统。

 

  另一方面,德国人也不愿意便宜了银行。想当初他们踊跃借钱给雅典政府,希腊人越拮据,利息越高,银行的赢利便越高;一旦债券变成废纸,银行稳得面值,损失由纳税人负担――这同样说不过去。思前想后,浪费了宝贵时间。加上欧盟的协商机制本来就繁复而冗长,直到2011年7月21日,欧元区才就私人投资者自愿减记21%达成一致。动作迟缓的结果是――

 

  比现实慢半拍:2011年夏季,希腊总债务已达约3500亿欧元,与GDP比近150%。欧盟、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的首批救助金并非救济金,而是利息不低的贷款,实际上是新债取代旧债。为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必须至少债务减半――这也是当时多数经济学家所要求的。7月底决定的21%债务减记本来就不足以解决问题,而且名不副实。因为减记只限于私人投资者,欧洲央行和其他国家手中的希腊债券价值不减。该计划一旦兑现,减债规模不过370亿欧元,相当于希腊总债务的十分之一,不会给该国带来明显解脱。

 

  欧债危机的火势越加猛烈,欧元区政治决策人很快意识到名义上21%、实际上10%的债务减记已成杯水车薪。于是10月的峰会做出免除希腊一半债务的决定。

 

  而专家们此时的建议是70%到80%。因为这个南欧国家经济连年萎缩,即使债务总量没有上升,其占GDP比也在危险地继续上扬,达到160%。

 

  接下来是长达四个多月的谈判。到2012年2月谈判接近尾声时,希腊破产已是不争的事实。银行、保险公司和基金同意放弃53,5%的债权,其余的交换成利息较低、期限最长达30年的债券。不过,由于参与减记的又只是私人领域,希腊最终只摆脱了3550亿总债务当中的1070亿。不是数学天才的人也一眼就能看出,这哪里是免除一半债务,只不过是30%。希腊的无序违约没有排除,只不过向后拖延。

 

  谈论了一年半的债务减记非但没有使希腊轻装前进,反而导致欧元区失去信誉。原因是政治决策人的――

 

  出尔反尔:在是否对一个欧元区成员国减除债务(实际等于承认一个成员国破产)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上,法国开始时的态度与德国针锋相对。原因很简单:萨科奇担心本国银行消受不起,因为他们手中的希腊“坏账”最多。在2011年7月的峰会之前,法国总统与德国总理各持己见,互不相让。直到最后一刻,默克尔在其他问题上向法国让步之后,萨科奇才在债务减记问题上松口。

 

  不过,默克尔的如意算盘落空。她本以为21%的减记,既让银行放血,平息选民对金融行业的愤怒;同时又不让他们受重创;捎带显示了欧元区政治家的行动能力――一举数得。但金融市场的反应令默克尔及其欧洲同僚措手不及。投资者对七月峰会结果的解读是:欧元区的国债不再安全,希腊可能只是一个开头。他们开始抛售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债券,使欧元区第三、第四大经济体举债维艰。再后来,国债危机由欧元区边缘国家蔓延至核心地带,甚至法国也感受到压力。

 

  也许萨科奇曾经向默克尔发牢骚:“你看,我说过债务减记是馊主意吧。”为恢复投资者对欧洲债券市场的信心,10月峰会一边加大对希腊债务减记的幅度,一边郑重宣布:希腊情况特殊,下不为例。

 

  如此的出尔反尔导致欧洲政治家的决策经常是――

 

  自相矛盾:由于私人投资者自愿对希腊减债的参与率不够欧元区要求的90%,雅典政府通过“集体行动条款”迫使“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欧盟一方面强调下不为例,德国财长朔依布勒甚至信誓旦旦地说:希腊的事例在其他国家“没有一丝重演的可能”;但另一方面欧盟又在新构建的财政协定中要求所有欧元区国债都附设“集体行动条款”,以在必要时像希腊一样堂而皇之地“赖账”。

 

  最后,由讨论到实施债务减记的一年时间里,欧洲政治也未能免俗,重复了普天下政治家最擅长的行为模式――

 

  雷声大,雨点小:2011年7月21峰会结束后,卢森堡首相、欧元区小组负责人荣克喜形于色:“定期的危机峰会已经变得多余。”听这话,你会以为欧洲政治家做出了什么惊世骇俗的决定。而实际上他们不过是就区区21%的债务减记达成一致(如前所述,实际只有大约10%),而且只是一个方向性的决定,如何运作还有待磋商。后来的经验告诉我们:有关的磋商竟持续了九个月。

 

  10月27日的峰会之后,默克尔对着数十个麦克风说:“全世界关注着我们,我们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事实上,欧洲的决策人只是逼迫银行提高对希腊的减记幅度,何时兑现,无从知晓。峰会还决定发挥杠杆作用,使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的火力翻倍。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只是政治家的――

 

  一厢情愿:中国等潜在出资国反应冷淡之后,杠杆的事儿也就不了了之。在对希腊债务总额的中期估算上,政治官僚的一厢情愿发挥到了极致。在他们看来,希腊甩掉1070亿欧元债务的包袱之后,其负债率将在2020年下降到120%。当希腊统计局宣布2011年经济衰退6,8%、远高出欧盟预期时,欧洲的财政专家们随之修正了对希腊2020年负债率的预期――120.5%,有的四舍五入,上调至121%。

 

  距离2020年还有8年的时间。在这期间,希腊的体制改革是否顺畅,政局是否稳定,经济何时增长,是否需要第三轮纾困计划,欧元区是否将对雅典失去耐心,等等等等。在未知数成串的背景下,将希腊8年后的负债率估算到小数点之后,这不是荒唐至极吗?抑或欧元区的政治家在用这类看似精确的数字忽悠本国选民的同时,选择最有利时机让希腊出局?(专栏作家 张丹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