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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改革的时候到了

  • 作者:蒲实
  •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 发布日期:2011-11-25
  • 浏览数:760

 

      核心提示:德国作家沃尔特·伍伦韦伯在给希腊人的公开信中写道:“自1981年以来,超过29年,我们属于欧盟同一个家庭。没有其他的欧盟家庭成员在这段时间用这么多钱投入共同基金,我们净投入2000亿欧元,而没有一个国家享受到的比你们多,你们收到的总金额是1000亿欧元。其中大约一半是我们所倾入欧盟共同基金的,你们大大方方地给消化掉了。”

 

     “南欧综合征”

 

     2007年,我从柏林出发,来到雅典。我住的旅馆距离雅典市中心欧曼尼亚(Oamnia)广场、宪法广场和卫城都不远。每天清晨,我都在车水马龙的喧哗、吆喝叫卖声和汽车装着大喇叭播广告驶过的声音中醒来。穿梭于市中心,混合着奶酪与烤羊肉气味的露天集市和年久失修的破败街区,与繁华的普拉卡商业区和富人区形成鲜明对比。我路过街边的干果摊、海鲜市场、水果摊和小吃店,买一些便宜得不得了的甜橙和草莓;路过街角卖廉价服装或迷彩服的小商店、杂货亭,路过一个个卖面包圈的希腊老人,摆个小摊卖布祖基琴演出票或旧杂志的希腊年轻人,路过广场长凳上无所事事的单身汉,永远对不准街口的红绿灯和行人道上偶尔的垃圾堆,感觉好像到了中国的某个小镇。晚上,繁华商业区普拉卡的美食街非常热闹,找到一家餐馆进去,竟然满座,跟随现场布祖基琴的演奏,在座的希腊人一边酌酒,一边哼唱,一直吃到深夜。一位雅典人告诉我,他的生活主张是即时享乐。当听说我从柏林过来,他说:“德国人喜欢来我们这享受他们所没有的美食和阳光,所以他们总是觊觎这里。”与许多希腊人一样,他不屑于德国人的野心和处心积虑,对自身所享受的心灵与生活的自由感到自豪。一位希腊年轻人告诉我,他常去酒吧或俱乐部,“我每个月的薪水基本都花在这上面”。

 

     从雅典去爱琴海的岛屿,要在雅典的彼雷埃乌斯港坐船。在这里,街边站着许多端一杯热咖啡打发时光的人,两三个聚在一起聊天;麦当劳这样的快餐店里,上午10点过,已坐了不少闲聊的老人。在迷人的爱琴纳岛,岛民在自家阳台上晒太阳,店主在柜台里瞌睡,在明媚的地中海阳光下,整个希腊仿佛都在打盹。据说2004年希腊奥运会前夕,希腊人每天下午十五六点就收工,漫不经心地准备,奥委会一催再催,希腊人居然最终准时就绪。柏林人经常会抱怨这贵那贵,波茨坦广场的咖啡要四五欧元一杯,太贵;打车起价5欧元,太贵。跟雅典人交谈,他们却会这样说:你可以坐地铁,也可以打车,打车也就30多欧元,还是打车方便;或者,去一次俱乐部,也“就是8欧元而已”。希腊人无忧无虑,慷慨得像他们的福利制度一样:博物馆和美术馆基本都免费;跟熟识的希腊人在一起,你要是大加赞美他的什么东西,他八成会执意相送。

 

     不过,夜晚走在雅典的小街上,我会不自觉地加快步伐,避免和任何人目光接触。这座城市的不安全感,部分源自不能透视、无法一目了然的建筑空间中藏匿的死角;部分源自三五成群游荡在街头的游民和巴尔干移民打量的目光。在希腊,抢劫、盗窃时有发生。只有不够平等的社会,才会有这样的张力,这无疑与福利制度的诉求背道而驰。而在柏林,在哥本哈根,你甚至不用担心喝醉酒后独自走夜路。同为欧洲高福利国家,为何希腊如此不同?希腊混乱、闲散、热情洋溢,交织着前现代社会与后工业社会的人口与空间。希腊的国民性与同样陷入债务危机的意大利和西班牙有许多相似之处,人们把这几国人相似的性格、文化土壤和制度称为“南欧综合征”。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比较政治学系教授巴巴拉·韦斯(BabaraVis)告诉本刊:“福利国家存在多种类型或制度设计,典型的类型有:德国那样的大陆福利国家、瑞典那样的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英国那样的自由主义福利国家和西班牙与希腊那样的南欧福利国家,他们之间各不相同。”南欧福利制度的独特性何在?

 

      对希腊债务危机的根源,当下最流行的解释是:昂贵的高福利制度,导致债台高筑。这种解释引用的数据是:希腊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20.6%,社会福利在政府总支出中占的比例达到41%左右,开支巨大;以至于2010年,希腊的赤字占了GDP的10.6%,公债规模达到GDP的144.9%,从而爆发了债务危机。真的是高福利导致了债务危机吗?

 

      2003年,在哥本哈根学习期间,我曾遇到一位丹麦老人,刚刚带着她瘫痪的中年儿子从加勒比海游玩归来。我曾拜访一对70多岁的老人,退休后,他俩周游了大半个世界。他告诉我,丹麦老人聚在一起,都喜欢谈论新近又去了世界的那个角落。我记得,在他们家做客的那天傍晚,客厅的烛光映衬他们面颊的容光,温馨而从容。与希腊老人相比,丹麦老人的生活更加优越,而养老金保障体系即是福利制度的一个缩影。丹麦的社会保障支出约占GDP的1/3,社会性支出(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住房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70%多,远远超出希腊水平。但是,2010年,丹麦赤字仅为GDP的2.6%,政府债务规模从未超过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所规定的GDP60%上限,同为北欧福利国家的芬兰赤字仅占GDP的2.5%,瑞典甚至实现财政盈余。

 

     希腊的福利制度并不是欧洲最昂贵和最慷慨的,规模更大的高福利制度也并不必然导致更高的债务。希腊彼雷埃乌斯大学副教授普拉顿·提尼奥斯(Platon Tinios)告诉本刊记者:“欧洲国家都是福利国家。在北欧地区,国家福利制度所费更大,但最受民众的接受,享有最大的合法性。而在地中海地区,国家福利制度的规模更小,但它却成了许多问题的根源。”“希腊债务危机并未宣告福利制度的终结,但它宣告了靠借债来维持福利国家的终结。”

 

     福利特权

 

     公务员是希腊最幸福的职业。不仅有法律保障铁饭碗,他们还能享受超高福利:希腊公共部门雇员一年有14个月的收入,一年至少有一个月的带薪休假,58岁就可以退休,退休以后一年领取14个月的养老金。希腊公务员的后代也能跟着沾光,如果公务员的女儿是未婚或者是离婚,她们可以在父母死后继续领取父母的退休金。公务员还享有各种名目不可思议的额外奖金:希腊的公务员每月可以享受到5欧元到1300欧元之间的额外奖金,奖金的名目包括,会使用电脑、会说外语、能准时上班。据说,很多人一年中有7个月是下午14点半下班。在希腊,政府部门的公务员数量占全国劳动人口的10%,是英国这一比例的5倍,如果算上公共部门的劳动人口,希腊的比例会更高,而这些部门员工的工资及福利比私营部门高出近一倍。

 

     另一方面,面对已经高达17.6%的失业率,将近10万的失业人口,希腊福利体系却非常吝啬。希腊社会福利的资金至少有90%被用在发放退休或退养金方面,而用在家庭、医疗、失业和社会救助等方面的资金只占3.2%左右。它的失业保险项目只能覆盖极少数的失业人群,失业方面的福利开支也一直很低,且只有长期、不间断的失业者,才能申请失业救济金。通常情况下,福利制度国家的失业保险开支与失业率成正比,但希腊的失业保险金多少年来,并没有随不断攀升的失业率而增长。希腊的失业补助开支还不到GDP的0.1%,仅仅为欧盟国家平均水平的1/5,与丹麦、瑞典这样的高福利国家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在希腊,家庭仍然是给失业者提供救济和庇护的主要单位。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巴巴拉·韦斯说:“南欧福利国家的特点之一是,它对劳动年龄段内人员的资金支出,如失业保险,比大陆福利国家和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要少得多。这也是北欧福利国家在应对当前的危机时,远比希腊做得更好的原因之一,因为前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维持民众的生活标准,而后者则不能。”

 

     希腊雅典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系教授迪米特里·索提罗波罗斯(Dimitri A. Sotiropoulos)告诉本刊:“希腊福利制度与欧陆和北欧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非常不平衡与不平等:少数利益集团,特别是公共部门的雇员和自由职业者的利益集团,成功地从国家那里获取了非常优厚的待遇,他们是‘体制内’的。在政治庇护框架下,他们通过国家补贴和额外转移支付获得了职业保险计划,而私营部门的工人和雇员则享受不到这些福利,这大部分人是‘体制外’的”。这些“体制内”的利益集团,抵制任何针对希腊福利制度的改革。一个例子是,“自1983年希腊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建立起来后,医学院教授、公立医院的医生工会,以及私人医疗机构的投资人,都坚决抵制任何针对这一体系的实质性改革”。索提罗波罗斯说。自去年希腊爆发债务危机,帕潘德里欧政府计划缩减财政开支,改革福利制度以来,希腊就不断地发生全国性的大罢工,控制基础设施的国有部门动不动就威胁停水、停电、停公交。例如,希腊国有电力公司极力反对削减员工福利,警告政府说,这样做的后果很严重,电力公司会“让全国陷入一片黑暗”。而每日亏损400万欧元的国有交通公司为抵制改革,也发出了将让交通陷入瘫痪的威胁;包括雅典市长卡克拉在内的希腊全国市政府官员,都支持抗议中央政府财政紧缩政策的罢工。

 

     公共部门成为被抨击的对象,不仅因为他们是福利制度的特权阶层。希腊有着根深蒂固的“贪腐文化”,政府机构功能失调。根据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近期的一份研究报告,贿赂、献金和其他公职腐败致使希腊政府每年损失200多亿欧元,相当于希腊GDP的8%。希腊彼雷埃乌斯大学银行与金融管理系教授哈尔多维利斯·吉卡斯(Hardouvelis Gikas)告诉本刊记者:“几十年来,希腊政客一直是通过承诺向民众提供物质好处来获取选票的,然后,他们就让公共部门雇佣他们的子女。大多数人认为,国家是一个与其无关的、能自我运转的、强大的机构,他们只是将国家作为其保有权力的工具,将半数的时间都花在了电视亮相和媒体宣传上;只有少数人认识到了自己作为国家管理者的身份。因此,当前希腊的公共部门处于一种功能失调的状态,无法行动,组织半瘫痪。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希腊无法管制地下经济、杜绝逃税的现象,这些都造成了国库亏空。”

 

     斯堪的纳维亚人热爱“极少有人拥有太多,更少有人拥有太少”的平等。他们私下里冷漠、尖刻、好讽刺,总想方设法地贬低别人,处处认为“别以为你比别人强”、“谁也不比别人差”。他们的这种性格,奇妙地与互信、讲规则、协商一致、擅长妥协和强烈的公民感等政治文化结合在一起。北欧人的税率接近50%,但他们从来没有意见,逃税基本绝迹。“在那里,良好运转的政府让公民的税收都用于支持社会服务,比如,健康、教育等,每个人都从所缴纳的税中获益。”“北欧国家的民众感到,他们的福利国家提供给他们需要并看重的东西,比如,向失业者提供有效的再就业培训、帮助母亲能兼顾工作和子女,这样的福利国家成为一种能提高国家竞争力的生产要素。”上世纪90年代,高福利滋生的不劳而获的习气,使北欧国家经济增长乏力,且背负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北欧都实行了福利制度改革,减少财政支出,将福利项目私有化和资本化。荷兰蒂尔堡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维姆·范·于肖特(WimvanOorschot)告诉本刊:“在欧盟福利国家中,英国、荷兰、瑞典、德国等都进行过大幅削减福利的改革。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实现改革,源于它们运行良好的民主制度能集中控制社会进程。”在工会集中度较高的北欧国家,政府与工会协商时很容易达成一致,改革进程较为容易,改革并未引发什么社会运动。

 

     希腊人的人情味、民族自豪感、慷慨和好面子,则与特权、裙带和腐败,难以妥协的两极化政治,以及淡漠的集体主义的结合在一起。希腊彼雷埃乌斯大学教授哈尔多维利斯·吉卡斯对本刊说:“在希腊,税收似乎落入了无底洞。希腊的工薪阶层获得的社会服务仅相当于其所纳税款的一半价值,而且他们还必须承担其子女的家庭教师和私人医生等项目的支出。”这样的结果是,希腊人对纳税的义务缺乏认同,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希腊财政状况恶化跟希腊的“全民逃税”现象有很大关系。希腊国内偷税漏税非常严重,根据希腊媒体援引希腊企业联合会的估算,希腊全国每年偷逃税款高达300亿欧元,相当于GDP的10%。据估计,不向政府纳税、不为职工办理任何保险、无法纳入政府正常经济统计系统的“影子经济”,占希腊国内生产总值的1/4至1/3。不仅如此,希腊的福利制度改革与财政紧缩举步维艰。

 

     救赎之难

 

     2010年5月6日,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后不久,希腊议会以172票赞成批准了一项近乎苛刻的财政紧缩计划,目的是争取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价值1100亿欧元的一揽子援助。为了获得这笔挽救希腊于绝境的救援款,以时任总理帕潘德里欧为首的希腊政府必须在2012年之前削减300亿欧元预算。无法接受这一现实的希腊人走上街头,爆发大规模的罢工浪潮。

 

     削减福利开支,把给出去的东西收回来,对希腊民主政府来说,是件极为危险的事。2008年希腊持续两个月的大规模骚乱至今令人记忆犹新,两名警察误杀一名少年,习惯于与政府对立的希腊民众趁势将怒火烧向政府。他们抗议政府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推行养老金改革、削减福利,这件事动摇了新民主党政府的执政根基,不得不在2009年被迫提前大选。

 

     此时,欧陆与北欧的许多国家,早已完成了对福利制度的改革。2003年,德国施罗德政府开始启动艰难的福利制度改革。他提出的“2010年议程”改革计划,包括降低税率,削减失业救济金,推迟、冻结退休养老金的增加等,触及了许多人,遭到了普通民众和社民党内部左翼力量的强烈抵制。成千上万德国人走上街头,抗议它“对社会弱势群体过于强硬和无情”,施罗德以及他所在的社会民主党支持率大幅下降。然而,德国的改革一直贯彻到默克尔政府。“德国所有主要政党都同意,削减福利是不可避免的;反对党和执政党联手推进改革成为可能。这样,虽然事实上民众可能会谴责改革,但由于反对党也参与改革,民众就没有任何其他选择了。”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巴巴拉·维斯对本刊说。

 

     而希腊却没有协商一致的决策传统。“在劳资关系方面,希腊有社团主义体制,公共部门的工会在收入和养老金政策方面具有很大的影响,工会组织很强大,且左翼政党有很大发言权。同时,历届希腊政府都感到压力,需要迎合像公共部门和自由职业者这样强大利益集团的利益,这一点在临近选举的时候更为明显。希腊具有欧洲最两极化的两党制,这只会阻碍通向理性的、非意识形态的改革的共同努力。”希腊两大党新民主党与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都只忙于向选民做出短见的政治承诺,却从未就福利制度改革达成过一致,都选择规避风险。

 

     在希腊民众对削减福利的抗议声中,欧盟和IMF的救援却在进行。2010年5月10日,欧盟和IMF设立7500亿欧元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至此到2011年7月2日,连续向希腊发放5期援助贷款。2011年7月21日,欧盟和IMF再向希腊提供1090亿欧元贷款。然而,2010年10月3日,希腊议会通过的2012财政预算法案表明,减赤并未达到目标。“希腊政治家基本上只推行了4个月的改革(2010年5月至9月)就停止了,因为他们无法继续推行对于在经济领域具有寡头垄断权力的特殊利益集团的针对性政策。”希腊教授吉卡斯对本刊说。希腊国内财政改革的举步维艰,再次把欧元区推向了悬崖。10月27日,在胶着的欧盟峰会上,希腊减债方案成为讨论的焦点之一,德国希望对希腊采取更严厉财政政策的提议,引发希腊人民的强烈不满,希腊的媒体和街头,甚至出现了德国总理默克尔身穿纳粹制服的海报。而批评希腊,甚至让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声音,也越来越大。

 

     德国《明星》周刊作家沃尔特·伍伦韦伯在给希腊人的公开信中写道:“自1981年以来,超过29年,我们属于欧盟同一个家庭。没有其他的欧盟家庭成员在这段时间用这么多钱投入共同基金,我们净投入2000亿欧元,而没有一个国家享受到的比你们多,你们收到的总金额是1000亿欧元。其中大约一半是我们所倾入欧盟共同基金的,你们大大方方地给消化掉了。”“很不幸,我们和你们环环相扣,如果你们沉下去,也会把我们拖下水的。举例来说,多年来累积的债务3000亿欧元。其中约300亿欧元,属于德国储蓄户以购买政府债券的形式存在德国各银行的。你们会有偿还的一天吗?因为你们的缘故,欧元跌到谷底。我们正面临通货膨胀。这意味着,德国人为了未来生活规划的储蓄存折或寿险会越来越不值钱。”“我们德国人现在依赖于希腊政府的各项决定,但是,我们却无权选举这个政府。你们希腊人可以选择这个政府,但你们却有完全不同的利益考量。我们希望贵国总理至少能贯彻他的节约计划,如果改革计划再加一码会更好。但很明显,你们不愿意去做。你们还是做你们经常在做的事:罢工。上周公务员,下周各行各业举行总罢工。这种罢工,已经成了针对我们德国人的罢工。”

 

     而根据雅典大学教授雅尼斯·瓦洛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的调查,希腊人的普遍心态是:德国通过主导欧元的强势政策,成了欧盟的最大出口国,贸易逆差越来越大的希腊、意大利等国相当于变相支持德国发展。有不少希腊学者都主张,不靠借款来解决债务,而是应该让欧盟制定统一的货币政策,例如发行统一的欧元区共同债券,像联邦政府照顾不发达省份那样,把希腊照顾起来。

 

     10月26日的欧盟峰会,再次提出了新的救援方案:银行对希腊债务减记50%,记1000亿欧元左右,而且希腊将再获1300亿欧元的援助。作为条件,希腊必须继续实施以减薪、裁员、增税和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紧缩和改革措施。希腊好像不领情。10月31日,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在议会发言,于谈笑风生中抛出“公投炸弹”,“我们请人民来对新协议说赞成或反对”。11月3日,G20戛纳峰会上,帕潘德里欧与德法领导人进行了不愉快的会晤。德法等欧洲国家宣布,暂停原本定于本月向希腊发放的总额为80亿欧元的援助贷款。默克尔表示,德国希望在保留希腊为成员国的情况下稳定欧元区,但最终欧元区的稳定要比救助希腊重要。帕潘德里欧带回的,实际是一份可能被驱逐出欧元区的最后通牒,国内一片反对声浪。反对党提出,组建联合政府,而帕潘德里欧辞职是前提条件,联合政府应由技术性官僚组成的过渡政府,其作用是确保议会批准欧盟新救援协议。

 

     帕潘德里欧的辞职和联合政府的组建表明,希腊的改革已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