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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敲定根治债务危机之策 希腊瘦身方案难奏效

  • 来源:人民日报
  • 发布日期:2011-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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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管齐下

  张亮

  一年多来,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不时掀起惊涛骇浪,不仅对欧元和区内一些重债务国经济造成强烈冲击,而且也对欧盟一体化进程构成潜在威胁。经过数月马拉松式协商和谈判后,旨在“根治”这一危机的综合方案将在3月24日举行的欧盟春季峰会上正式出台。

  这套综合方案可谓姗姗来迟。早在2009年底,希腊就突然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直到次年5月才联手“灭火”,为希腊提供了1100亿欧元的巨额贷款。希腊投下的这颗“重磅炸弹”重创了市场信心,欧元汇价剧烈动荡,重债务国融资成本不堪重负。短短数月后,爱尔兰又重蹈希腊覆辙,被迫向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获得了850亿欧元的紧急救助。希、爱两国接连“倒下”,市场愈加担忧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同样深陷债务泥潭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便成了“众矢之的”。特别是主权债务危机还直接殃及欧元地位,以致欧元区国家领导人发誓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欧元。

  至于导致欧债危机的根本原因,一是制度上存在先天性缺陷,货币政策统一,但财政政策却各自为政;二是为维持高福利,一些国家连年寅吃卯粮,靠借债度日;三是许多大银行积累的坏账数额急剧膨胀,只能依赖政府为其纾困。结果,一些国家的主权债务“雪球”越滚越大,甚至濒临破产边缘。

  为了根治主权债务危机,欧元区领导人不久前提出一套双管齐下的综合方案:一方面,建立实际借贷能力为5000亿欧元的永久性“欧洲金融稳定机制”,取代将于2013年年中到期的临时金融稳定工具;另一方面,推出旨在加强经济治理和增强竞争力的“欧元公约”。在此框架下,欧元区财长会议又就经济治理提出了具体的改革议案,核心是强化财政纪律、解决宏观经济失衡、实行严格监督、加大对违规国家的制裁和处罚力度。另外,财长们还就永久性机制的具体细节达成一致,并将救助资金的规模确定为7000亿欧元。

  在各成员国领导人看来,这是一套标本兼治的综合方案,随着方案的实施,主权债务危机将最终画上句号。但一些分析家认为,推出综合方案只是迈出了“重要一步”,彻底根治危机任重道远。


 
 “非常规”措施要调整

  本报驻德国记者 刘华新

  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不久前表示,将于近期提高利率。这表明,欧洲央行应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做法将做出重要调整。

  欧洲央行上次升息是在2008年7月,当时正值金融危机爆发前夕。危机出现后,央行采取了一系列降息行动,将4.25%的主导利率逐步降到创纪录的1%,并长期维持在这一水平。这为促进经济界从银行借贷发挥了一定作用,也是摆脱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复苏的常规做法。

  由于希腊等国主权债务危机日益严重,欧洲央行被迫采取“非常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购买这些国家的国债。购买从去年5月希腊债务危机恶化后开始。当时,欧盟、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紧急出台7500亿欧元的救援措施。第一批购买“问题国债”仅几天内就达165亿欧元之多。后来,由于危机蔓延至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央行加大了购买力度。仅在去年12月2日,它就以1亿欧元为单位,分批购买了葡萄牙和爱尔兰的国债,为往常购买规模的5倍。至今年2月,它已购买了770亿欧元的国债。此外,欧洲央行还降低贷款的抵押标准,增加向货币市场的流动性注入。这样做的好处是,各国银行实际上能够按主导利率自由借贷,构筑了一道防止主权债务危机恶化的“防火墙”。

  上述两大措施有助于主权债务危机的临时化解,但欧洲央行认为,从根本上解决危机,还在于各国自己的经济运行。因此,它要求各国整顿“问题银行”,制定更严格的借债规则,严格遵守《稳定与增长公约》。

  但实际上,上述两项措施同时面临调整,甚至指责。今年2月,欧元区的通货膨胀率已达2.4%,超过欧洲央行2%的“警戒线”。此外,由于中东和非洲形势剧变,油价上涨,因此欧元区今年的通胀预期被央行调整为2%—2.6%,于是,以防通胀为第一要务的央行表示将于近期对利率政策做出调整。舆论预计欧洲央行今年将上调利息3次。另外,“非常规”措施一直受到以德国联邦银行行长韦伯为代表的一些金融巨头的批评,认为这将危及欧元稳定,要求早日“退出”。对此,特里谢表示,升息和“非常规”措施并不矛盾,可以同时进行。这说明,央行意识到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仍未克服。



  “其实是治理危机”

  本报驻比利时记者 李永群

  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呈继续蔓延之势,如何解决眼下的危机并预防危机重演,是欧元区及欧盟各国亟须处理的问题。就此,在即将于3月24日举行的欧盟春季峰会前夕,本报记者专访了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经济政策顾问安德烈·萨皮尔。

  记者:您如何界定欧洲债务危机的实质?

  萨皮尔:准确地说,欧洲债务危机是治理危机,而不是经济危机;不是欧元区危机,而是欧元区内危机。从整体看,欧元区经济并不糟糕,欧元区主要经济体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经济表现不俗,只是一些欧元区边缘国家陷入了危机。而且,从经济增速、公共财政、失业率、汇率、外贸出口等主要经济指标来看,欧元区不比美国差。

  记者:危机爆发以来,欧盟与欧元区建立了一些应对机制,并向希腊和爱尔兰提供了金融援助;欧盟各国政府采取了严格的财政紧缩措施,并启动了经济结构改革方案;欧洲中央银行在继续向欧元区银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启动了国债购买计划。然而,上述一揽子措施仍然未能打消市场疑虑。为什么?

  萨皮尔:的确,今年2月,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10年期国债利率均高于去年4月,即欧盟采取援助措施以前的水平。可见,欧盟采取的措施还不足以解决危机,理由有三:首先,它们未能承认破产的可能性,将所有的危机当作纯粹的流动性危机来处理;其次,它们未能系统地处理银行业与主权债务危机的相互依赖关系;第三,它们是消极被动而不是主动出击,不适当的应对措施导致信誉下降。因此,欧盟需要出台一套迅速、彻底的综合性解决方案。

  记者:那么,在您看来,这套综合性方案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萨皮尔:包括重建银行业稳定性计划、主权危机解决方案、培育经济增长与竞争力战略等。

  关于强化欧元区银行体系,2010年7月,欧洲银行业监管委员会公布了对91家欧洲银行的压力测试结果,只有7家未能过关,显示欧洲银行业总体抵抗危机能力较强。然而不到半年,测试过关的爱尔兰银行业陷入危机,频频告急,使得此次压力测试信誉扫地。因此,必须实行严格、可信的压力测试。我们建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国际清算银行共同参与下次欧洲银行压力测试,并希望欧盟春季首脑会议通过相关措施,使得银行压力测试尽可能严格,并具可信度。一旦据此实行,欧元区银行必须立即进行重组,即对能够生存的银行实行资本重组、关闭那些生存艰难的银行。

  从长期来看,有必要建立欧洲银行业监管与解决框架。此次危机应该吸取的教训之一是,这样的框架必须能够协调各个成员国的银行。最理想的是,这个框架能够覆盖所有欧盟国家,因为它们都属于欧洲单一金融市场。如果欧盟成员国间未能从政治上为建立这一框架铺平道路,那么至少应该先在欧元区实行。

  关于解决主权债务危机,我们认为应该尽快大规模减少希腊债务,通过主动交易减少债务,而不是全面的债务重组,因为前者给金融市场带来的动荡较小。

  鉴于一些国家债务危机深重,要想恢复可持续发展,就意味着降低生活水平、提高生产,特别是增加出口。

  调整经济政策,首先必须实行以增加就业、提高生产率为目标的内部改革,需假以时日,才能见到成效。私营与公共部门在偿还债务的过程中势必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反之,低增长又使减少债务变得更加困难。另外,这些国家还将面对通货紧缩的风险。为了打破这一恶性循环,危机国家首先必须稳定,然后再减少债务水平,同时加快经济改革的步伐。由于欧盟在清理整顿银行业方面拖延不决,导致市场疑虑犹存,并担心一些危机国家可能违约,因此债务借贷成本屡创新高。为了帮助这些国家恢复元气,我们强烈建议欧盟设立临时结构基金,调动资金,专用于资助那些国家的新经济增长战略。这样有助于帮助它们度过最为艰难的调整阶段,从而为结构改革与经济增长奠定基础。



 
 希腊

  “瘦身”方案奏效难

  本报驻法国记者 顾玉清

  2009年债务危机爆发后,希腊政府与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协议,通过实施严厉的财政紧缩政策,换取贷款,偿还到期债务。为此,希腊在2011年财政预算中,强行削减50亿欧元的财政赤字,目的在于“确保借贷成功”。

  今年3月,尽管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公司认为,希腊财政重整计划面临的风险大,再次下调希腊主权信用评级,希腊还是重返国际债券市场,并成功发行半年期国债,融资16.25亿欧元,远高于预期的12.5亿欧元。当然,因受级差影响,收益率被迫提高到4.75%,比2月份同类债券高出0.1个百分点。希腊公共债务管理局对这次国债销售结果表示相当满意,认为国内外许多投资者踊跃认购表明资本市场正在逐步重拾对希腊的信心。

  希腊通过实施改革和紧缩计划后,过去6个月的统计数字已显示,希腊赤字正在减少,财政预算逐渐步入正轨,如果这样的形势发展下去,今年将是希腊转机的利好年份。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充满信心地表示,如果大家能团结协作,继续已开始的改革,“2012年,我们一定能重回增长之路,到2013年,我们就可以将导致现有危机的所有失误抛在身后”。

  但是,改革的“休克疗法”对希腊近期的伤害还是比较大的。希腊今年采取了削减公共开支、增加税收和改革养老金等一系列“瘦身”方案,给希腊经济社会带来了难以避免的消极影响。去年,希腊经济缩水4.2%,预计今年还有可能下降3%。紧缩银根导致失业率继续攀升至14.2%。

  目前,希腊政府一方面对民众不满情绪进行耐心解释和疏导,以稳定形势推进改革;另一方面则敦促欧盟建立一种对欧元和管理债务危机的总体解决办法,并要求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适当延长还款期限。

  3月,欧元区国家领导人在布鲁塞尔举行特别峰会,商讨了一套应付债务危机的全面方案,并对希腊的要求做了回应,其中包括扩大现有救助机制的规模和用途、适当延长希腊还款期限、降低贷款利率等,从而减轻希腊的还款负担,让其尽快走出危机。在这一救助方案中,最受关注的是欧洲金融稳定机制,该机制的推出有助于希腊缓解市场抛压,降低其融资成本和难度。

  分析人士认为,希腊今年的财政赤字有望进一步减少,但主权债务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将会增加,再加上诸多不确定因素,希腊在短期内仍难摆脱危机阴影。



 
 爱尔兰

  外援是把“双刃剑”

  本报驻英国记者 李文云

  爱尔兰与欧盟就救援条款的磋商似乎被企业税卡了壳。

  新上任的爱尔兰总理肯尼近日在美国访问时表示,尽管欧盟以救援资金条款施加压力,但爱尔兰不打算上调企业税。肯尼如此明确表态,意在吸引或稳住美国的大公司。爱尔兰财政部长和农业部长也分别在不同场合传达了同样的信息,反对把救助计划同企业税挂钩。

  爱尔兰总理与部长们的强硬表态自有其苦衷:欧盟有些国家一方面施压爱尔兰尽快恢复经济活力,提高企业竞争力,同时又施压爱提高企业税,而稍低的税率又恰恰是爱尔兰公司赖以生存的竞争力所在,如果爱尔兰把企业税提上去,就可能导致许多因低企业税率而在爱尔兰落脚的跨国公司萌生退意,这对正在努力挣扎的爱尔兰经济不啻当头一棒。

  爱尔兰在债务危机爆发后,接受了欧盟总计850亿欧元的救援计划,但爱尔兰拿到手的只有675亿欧元,其余175亿欧元是爱尔兰财政自掏腰包的。欧盟救助款利率高达5.8%,比2.9%的融资成本高出一倍。在本月中旬举行的欧元区国家领导人特别峰会上,当爱尔兰新政府兑现大选承诺,就5.8%的高利率与欧盟谈判并寻求优惠时,德法等国又开出提高企业税的条件。这给爱尔兰新政府出了更大难题。

  目前12.5%的企业税是爱经济发展的基石,对提高爱企业竞争力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今后爱尔兰出口导向与倚重外资的经济复苏过程中,同样非常重要。爱农业部长甚至表示,提高企业税是一种经济“自杀”政策,爱尔兰不可能接受这种条件。

  不可否认,爱尔兰债务危机发展到今天的地步首先是其自身的原因,并要为此付出代价。爱尔兰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放松了房贷监管,过度信贷积累了房地产泡沫,导致房地产劫持银行,银行又劫持政府,造成去年债务危机大爆发。此外,危机爆发背后还有欧洲长期以来的高福利政策。爱尔兰大选期间,一位工作了8年的华人女服务员对记者说,爱尔兰福利很好,失业者每月可从政府领到近800欧元的失业救济金,有了这笔钱,稍微省俭一些,吃饭不成问题,所以很多失业者并不急于找工作上班。久而久之,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出现债务危机是自然的。

  高福利政策是债务危机的推手在欧洲具有普遍性,但很难一蹴而就解决问题,目前首先需要做的是,能让爱尔兰尽快走出困境,振兴生产力,让实体产业真正创造财富,让国家财政有钱。在爱尔兰债务问题上,欧盟需要重新思考与爱新政府就一揽子救助问题的磋商,一味考虑惩罚性政策或严苛条款,不仅无助解决问题,而且可能使问题更加恶化;对未来危机的防控,应建立在成功解决当前危机的基础上。



 
 西葡两国

  平衡艺术受考验

  本报驻西班牙记者 丁大伟

  欧债危机爆发以来,随着希腊和爱尔兰先后“落马”,市场担忧很大一部分转移到了欧洲大陆最西端的伊比利亚半岛。葡萄牙和西班牙国债在次级市场的预期收益率屡屡攀高,两国的主权信用评级也由于经济增长疲软等问题而被接连调低。

  面对市场压力,西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应对,这些措施基本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为降低债务和控制赤字而实施的财政紧缩政策。两国在这方面采取的政策大体相似,主要包括削减公务员工资、冻结养老金增长、减少政府公共投资、提高税收等;另一类是为解决行业痼疾、增强经济活力而进行的相关改革,包括社保体制改革、劳动力市场改革等。目前来看,葡萄牙政府的危机应对措施更加偏重减赤,而西班牙政府在改革方面的内容则更为丰富一些。无论是紧缩还是改革,其目的都是着眼于恢复市场对两国国债和两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增长前景的信心,两国也都用实际行动显示了战胜危机的决心和信心。通过努力,去年葡萄牙财政赤字率从2009年的9.4%降为7.3%,今年葡萄牙政府预计其赤字率将降至4.6%以内。西班牙2010年的财政赤字率也从前一年的11.2%降为5.07%,好于预期的5.9%。

  西葡两国政府在国内也承受了巨大压力。随着一系列涉及民众切身利益的紧缩政策和改革的实施,两国工会和民众纷纷举行罢工、游行、示威等抗议活动。目前葡萄牙执政党社会党在议会中处于少数派地位,而西班牙的地方选举则已经迫在眉睫,今年5月就将举行,两国的国内政治局势也在客观上给两国政府带来了压力。

  但与此同时,也有很多民众和专家对政府表示理解。马德里市民皮拉尔说,现在生活难免会受到危机和政府紧缩政策的影响,但只要政府的措施得当和有效,她就支持,危机之时更需要政府和民众上下齐心才能共渡难关。西班牙商学院教授、西方社会福利制度专家盖尔·阿拉德女士向本报记者表示,西班牙政府在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之后,最终决定对养老体制开刀,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同时也是不可回避的选择,虽然会遭遇社会压力,但有助于维护西班牙养老体制的可持续性。记者注意到,近日有西班牙媒体发表文章,呼吁给予政府更多耐心。马德里自治大学经济学家埃斯特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西葡两国政府现在采取的紧缩政策虽然严厉,但这是国家必须经历的阵痛,相关改革从长远角度来看是有助于两国经济发展的。

  在遭遇民意考验的同时,紧缩政策可能给经济增长带来消极影响也是西葡两国政府需要应对的挑战,这也是穆迪等国际信用评级机构调低两国主权信用评级的原因之一。国内民意与国际信心的平衡、削减赤字和经济增长的平衡、眼前利益和未来利益的平衡,如何把握和取舍,考验着两国政府的执政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