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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危机给世界经济的教训

  • 来源:联合早报
  • 发布日期:2010-05-15
  • 浏览数:278

 

      希腊政府终于从欧盟伙伴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得到的1400亿美元援助配套,让它获得整顿财政的艰巨任务所需的喘息空间。这项援助计划或许能够、或许不能够防止西班牙和葡萄牙步上希腊的后尘,也甚至可能无法防止希腊最终不能偿还债务。无论结果怎样,希腊经济的崩溃显然已经令欧盟鼻青脸肿。

 

  根本上,这次危机是我所提出的“世界经济在政治上的三难困境”的另一证明: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和民族国家间存在不可相容的冲突。我们最多只能同时拥有其中两项。

 

  只有在限制全球化的情况下,民主才能与国家主权和平共处。如果在推动全球化的同时保留民族国家,我们就必须舍弃民主制度。如果我们同时要民主和全球化,那么就必需将民族国家抛到一边,致力争取更多国际上的管理。

 

  世界经济的历史显示了这种三难困境的存在。持续到1914年的首次全球化浪潮,在经济和货币政策不受国内政治压力影响的情况下可以说是成功的。这些政策因此可以完全服从于金本位制和资本自由流动的需要。然而,当政治投票权一扩大,工人阶级便组织起来,大众政治也成为常态,国内经济目标开始与外部规则和限制展开竞争,并将后者压倒。

 

  英国在一次和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短暂恢复金本位制是最好的例子。重建一次大战前全球化模式的尝试,在1931年宣告彻底失败,因为当时的国内政局迫使英国政府放弃金本位制,而选择国内通货再膨胀。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创造者,在1944年重新设计世界货币体系时记取了这个教训。他们明白民主国家需要空间来推行独立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因此,他们仅仅构想了“有限度”的全球化,即在很大程度上将资本流动限制在长期借贷领域。与怀特(Henry Dexter White)共同起草相关规则的凯恩斯,并没有将资本控制视为一种权宜之计,而是将其看作全球经济的一项永久部分。

 

  由于发挥领导作用的政府不能或者不愿——究竟是何者已经很难弄清楚——管理日益增加的资金流动,布雷顿森林体系于20世纪70年代崩溃。

 

   经济一体化离不开政治一体化

 

  三难困境所说的第三个途径,是彻底舍弃国家主权。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整合可以通过国家间的政治联盟,实现与民主的结合。国家主权的丧失可以通过民主政治的“国际化”来加以弥补。我们可以将这看作一种全球性的联邦制。比方说美国,在联邦政府从各州政府手中取得足够的政治控制权后,就成立了一个统一的国家市场。然而,美国内战充分表明,这一过程远不是一帆风顺的。


  欧盟所面临的困难在于,在类似过程尚未完成前,欧洲便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欧洲领导人一直非常清楚,经济联盟需要相应的政治支撑。尽管一些国家如英国,希望尽可能限制欧盟的权力,但在经济一体化的同时推进政治一体化,才是欧盟国家的主流想法。然而,欧洲政治一体化的进程,却远远落后于经济上的融合。

 

  希腊从共同货币、统一资本市场和与其他欧盟成员国的自由贸易中受惠,但却不能自动获得欧洲最终贷款人(lender of last resort)的援助。加利福尼亚人在州经济陷入衰退时,可以从华盛顿得到援助,希腊公民却不能从布鲁塞尔获得失业救济。此外,由于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失业的希腊人也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进入另一个较繁荣的欧洲国家寻找工作。而一旦市场认定希腊政府破产,希腊的银行和公司也会像政府一样丧失信誉。

 

  德、法两国政府对希腊的预算政策并没有多少发言权。只要信用评级机构认为希腊具备偿付能力,它们就不能阻止希腊政府向欧洲央行间接贷款。如果希腊选择违约,它们也不能执行本国银行对希腊借款人的索赔,或者扣押希腊的资产。希腊若选择退出欧元区,它们也同样束手无策。

 

  这一切都加深了希腊的财政危机,也让解决方案不必要地变得更加复杂。在延误多时,而且一直等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诺支持后,法、德两国政府才勉强出台了巨额信贷方案。欧洲央行也调低了希腊政府债券需要达到的信用标准,以方便它继续借贷。

 

  我们完全无法确保这次的援助计划会取得成功,因为许多人需要束紧裤带,计划也会引发希腊工人的敌意。到了紧要关头,国内政治还是比国外债权人重要。

 

  这次危机显示了全球化苛刻的政治先决条件。危机说明欧洲的体制需要快速发展,才能支撑起健康的单一市场。欧盟面对与其他国家同样的选择:实现政治一体化,或者放慢经济一体化的脚步。

 

  危机爆发前,欧洲看来最有可能成功过渡到政治一体化的平衡状态。现在,它的经济满目疮痍,而重新开始政治一体化所需的有力领导却不见踪影。

 

  我们只能说,欧洲将无法继续推迟希腊债务问题所凸显的抉择。如果你是个乐观主义者,你的结论甚至可能是欧洲终将因此变得更加强大。

 

     作者Dani Rodrik是哈佛大学约翰·肯尼迪政府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社会科学研究院Albert O. Hirschman奖的首位得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