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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专家:希腊危机的亚洲观点

  • 来源:财经网
  • 发布日期:2015-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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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人民带着同情目睹着西方文明诞生地的坠落。但也许希腊应该从亚洲身上看到,为自己的命运负责的国家才能从最困难的考验中变强。

作者:李钟和(Lee Jong-Wha)是高丽大学经济学教授、亚洲研究所主任,他是韩国前总统李明博国际经济事务高级顾问

亚洲国家以一种混杂着嫉妒和幸灾乐祸的心情看待希腊危机。1997年,当它们面临金融危机时,它们得到的援助比希腊小得多,条件苛刻得多。但它们的复苏也远比希腊强劲,这表明不断加码的援助也许并不是复苏的良方。

自危机爆发以来,希腊得到了来自所谓的“三驾马车”--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巨额融资。2010-2012年的援助方案总规模高达2,400亿欧元(2,600亿美元),包括来自IMF的300亿欧元,这一数字是希腊的IMF贷款累计上限的三倍有余。最新协议又将给希腊带来860亿欧元。

相反,1997年韩国所获得的援助方案--比印尼、泰国和菲律宾规模更大--总值只有570亿美元,其中210美元来自IMF。与此同时,韩国年GDP为5,600亿美元,而2014年希腊GDP还不到2,400亿美元。

IMF给希腊贷款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政治原因。首先,危机爆发时,时任IMF总裁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在法国总统选举中领先。更一般地说,IMF主要股东--欧盟和美国在稳定希腊以捍卫法国和德国银行和保持北约团结方面存在重要利益。IMF政策部门前副主管拉赫曼(Desmon Lachman)说IMF是一个行贿基金,在希腊危机中被其政治“主人”所滥用。

平心而论,在希腊造成的经济混乱--拜政府挥霍、官员腐败和普遍逃税所赐--缺失应该给予一些国际援助。而IMF也确实给其希腊贷款加上了条件--包括财政紧缩、私有化和退休金和税收制度的结构改革--其中大部分条件都是解决希腊资不抵债问题不可或缺的措施。但最新的援助协议的条件是最严苛的--比本月早些时候希腊公投所一边倒地拒绝的条件还要严苛。

但援助规模仍然十分巨大,特别是考虑到希腊在实施过去所承诺的改革方面几乎还无进展的情况下。这与1997年的亚洲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

与希腊不同,亚洲的问题不是偿债能力危机,而是流动性危机,其原因是资本流的突然逆转。在韩国,1996年私人资本流入占GDP的4.8%,而到了1997年,出现了相当于GDP的3.4%的净流出。尽管金融系统和公司部门所累积的大量短期债务确实放大了冲击,但助长危机的主要因素是缺少国际流动性、投资者的恐慌性行为和金融传染。

但IMF给亚洲施加的条件比希腊还要严格,包括财政紧缩、货币紧缩和金融重组。其中一些要求显然不是必须的,马来西亚就是明证,它在没有IMF援助的请款下讯速地从危机中复苏。

无论在哪个国家,行动都是暂时性的。一旦信心开始恢复、市场环境企稳,东亚经济体便开始了货币和财政政策扩张和大规模汇率贬值--这些措施e增强了它们的出口竞争力。结构改革,包括立刻关闭金融机构和勾销不良贷款也有助于提振复苏。

比如,在韩国,真实GDP增长迅速从1998年的-6.7%增加到1999年的9.5%。到2003年年中,776家韩国金融机构关门大吉。而当局对改革的强力承诺重塑了投资者信心,私人资本重新流入,外贸重新活跃。

相反,希腊在刺激复苏方面做得一团糟。公债-GDP比例没有如计划那样下降到110%,反而增加到170%。过去六年人均真实收入平均每年下降4.8%。失业率高达26%,年轻人失业率更是高达50%左右。

在这一背景下,毫不奇怪希腊在6月底连15亿欧元都拿不出来,成为第一个无力偿还IMF的发达国家。IMF也终于承认其贷款和政策建议在希腊失败了。

接着,希腊政府要求在减轻条件的情况下给予更多的支持。但是,债权人现在发现,提供更多的资金无法解决希腊的偿债能力问题。因此,新协议要求希腊政府立即削减退休金、提高税收(从增值税开始)、实现劳动力市场自由化、遵守严格的支出约束。与此同时,债务减记也是不必可少的,一如2012年对私人债权人的“剃头”(haircut)。

许多人质疑痛苦的改革是否完全必要;他们认为,如果希腊重新启用德拉克马,就能实施降息和汇率贬值,从而提振出口拉动型复苏。但是,希腊出口部门规模很小,全球经济也处于疲软状态,强劲复苏是不可能的任务。希腊的最佳选择还是改革。

目前,希腊已经表明它不愿实施痛苦的内部工资调整和外部强加的改革措施。也许在希腊最危险关头达成的最新协议能够成为一个转折点,希腊最终开始积极致力于经济和财政改革。否则,希腊退出欧元区--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和经济冲突--将无可避免。

亚洲人民带着同情目睹着西方文明诞生地的坠落。但也许希腊应该从亚洲身上看到,为自己的命运负责的国家才能从最困难的考验中变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