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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可庆幸者,是人类有过希腊

  • 来源:新文化报
  • 发布日期:2015-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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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如今希腊这个著名的举债度日国,总是过一阵子就要被欧盟被德国“公审”一下,其领导人换得像走马灯,不过按“物质不灭”或“能量守恒”的原则,那么大的经济窟窿放在那里,换谁能拯救你国啊?它的现实遭遇有点像理想主义者与资本世界相周旋,不管你以前在人类的文明和秩序里曾作出过多大的贡献,但那些并不能换成你当下所需的物质。这种唯物质论的可怕性我是心有体会,你可以叹息世道不好,但欠债还钱也是常理。于是希腊就像个被嘲弄的身怀“屠龙之技”的高手,有没落有尴尬。面对如此情境,牛角同学一点也不势利,通过《希腊精神》一书,大大地夸奖了一番这个国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文章写得很好,尤其是“契约精神”关键点的提出。

    封面文章

    牛角

    有一种现象被称作“孕妇效应”。意思是说一个孕妇会觉得到处都是孕妇,其实客观上孕妇并没有增加,只不过孕妇自己对其他孕妇的关注度增加了。换句话说就是偶然的因素随着自己关注度的提高就感觉成了普遍现象。我当然不是想探讨“孕妇效应”,主要是我也进入了这种状态。最近希腊这个国家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我的视野里,首先当然是因为他们刚上台的极左翼政府太能“作”了,让人难以忽略。接下来各种关于希腊的信息就纷至沓来,其实过去它们也在那里,只是我没有关注罢了。

    关于希腊政府又是索要战争赔款,又是以“引进”恐怖分子相威胁的各种极端表态,基本上遭遇了压倒性的批评。当然也有站在希腊一边的,而且分量还不轻。比如被刘瑜称作“天下第一愤青”的乔姆斯基,他一方面指出希腊的现状是欧盟的不公平对待所致,另一方面又担心希腊的垮塌会导致伟大的希腊精神和欧洲遗产的丧失。而希腊精神被认为是欧洲现代文明的基石。对于大师的观点,因为不是很了解,所以我也没资格插嘴,但他们口中的希腊精神却引起了我的关注,因为我刚巧从两位中国学者那里,也看到了关于希腊精神的评价,或者说他们在不约而同地推荐一本书,书名就叫做《希腊精神》。

    更像美学的历史著作

    经济学家梁小民一直致力于书籍的分享。在去年的时候,他就推荐过美国学者汉密尔顿的《希腊精神》《罗马精神》《希腊的回声》。当然,梁小民的习惯是把每一本他看过的书都介绍一下,所以这本书混迹其中并不突出,我也就错过了。上个月,梁小民做“2014十本好书”的名单时,这本书又赫然在列,这就是年度隆重推荐了。梁小民的评价是:“古希腊毕竟是西方文明的源头,我们不能照搬西方文明,但是吸收西方文明中的精华,这就不能不知道古希腊。这本书的重点不是古希腊兴衰史,而是希腊人的精神世界。希腊人是理性的,也是自由的。理性使他们可以科学地思考,自由使他们可以不受约束地思考。希腊人的特点是‘热爱理性,热爱生活,喜欢思考,喜欢运动’,这些反映在他们的文学、哲学和科学作品中。正是这种理性探索精神造就了古希腊的辉煌。”

    第二个推荐这本书的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家伙,学者周濂。我讨厌他的原因是因为他娶了我的偶像刘瑜。当然这是题外话。周濂说他经常向他的学生推荐这本《希腊精神》,尤其书中关于文明的探讨,令他赞叹。汉密尔顿说:“文明是一个被用滥了的词,它代表的是一种高远的东西,远非电灯、电话之类的东西所能包括。文明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是我们无法准确衡量的,它是对心智的热衷,是对美的喜爱,是荣誉,是温文尔雅,是礼貌周到,是微妙的感情。如果那些我们无法准确衡量其影响的事物变成了头等重要的东西,那便是文明的最高境界,如果人没有因此而变得优柔寡断,人类的生活就达到了一个人们很少能够达到的、更没有人能够超越的高度。”

    伊迪丝·汉密尔顿是一位具有古典主义精神的学者,换句话说,汉密尔顿不是专业的哲学家、文学家或历史学家,但她又同时是这三种学者,她的研究涉及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方方面面。所以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样样通的特征。首先是文字具有极强的文学性,我读这本书感觉就像是在阅读一本散文诗集,当然译者也尽其所能地保留了这种风格。其次你会发现她在观念的阐述上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缺乏哲学家和历史学家那种重视证据和逻辑的严谨性,更愿意直接抛出个人的观点,而有的观点还缺乏依据。

    当然,这都是事后挑毛病,在整个阅读的过程中,你基本都已经沉浸在她优美的文笔中,无暇顾及这些。而且相比于那些枯燥乏味的学术著作,汉密尔顿的作品更符合中国人的口味。想想《古文观止》上的那些所谓议论文,哪个不是文笔优美、个人色彩强烈而又缺乏证据支撑?所以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这本书是极好的。

    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故乡

    在汉密尔顿看来,希腊人的特点是“热爱理性,热爱生活,喜欢思考,喜欢运动”。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一代代的希腊学者告诉我们希腊人是多么热爱理性和喜欢思考,在这理性的思考中,哲学、数学、几何学、物理学、天文学诞生了,希腊人让人类第一次摆脱了神明的桎梏,开始审视自己的内心和头顶的星空。而奥林匹克运动会则成为希腊人热爱生活、喜欢运动的明证。尽管从事这些竞技体育的人都是摆脱了劳作的贵族,但这种公平的竞争、非职业运动员的参与,包括荣誉仅仅是一个橄榄枝花环的桂冠,都在展示这种追求的纯粹性。现代奥运会,最初传承了古希腊的理念,也强调参与者的业余性,但最终,国家荣誉、商业利益让奥运会被职业运动员们给占领了。所以说,无论是对理性的追求还是对生活的热爱,我们现代人只能说因为两千年的积累,在成就上超越了古人,但在精神境界上,我们其实从来没有超越过希腊人。别忘了,他们还是民主制度的发源地,是名副其实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故乡。

    正是由于理性精神的发扬光大,让希腊人在精神追求上没有走得太远。汉密尔顿区分了理智与精神这两个概念,通俗地讲,理智就是人对自身的思考,思考我们所身处的这个经验世界,这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而精神层面,则是超验的,是不可知的、神秘的,走到尽头就是神的世界,就是宗教。

    当然,希腊人并没有也不可能彻底摆脱宗教,但因为理性精神的发扬,希腊宗教是如此的与众不同。汉密尔顿认为,希腊宗教不是由祭司、先知、圣人或者任何其他离普通的现实生活很遥远、具有特别的神性的人创造发展起来的。而是由诗人、艺术家、哲学家发展起来的,所有这些人都本能地相信思想和想象是自由的,而且他们都是经营世事的希腊人。希腊人没有权威性的圣经宝典,没有教规、没有十诫、没有教条。他们根本不知道正统教义是什么东西。他们也没有神学家来为“永恒”和“无限”下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定义。他们从来没有试图去定义这些概念,他们总是表达或暗示它。最终,是艺术家和诗人,而不是神学家们,为希腊宗教作出了定义。

    汉密尔顿把希腊的精神世界同其他古代文明作对比,比如古埃及和古印度。在同样艰苦的远古时代,在同样悲惨的现实生活中,这两个国度的人们并没有诞生如希腊人般的生活热情和理性追求,他们把所有的追求都投向了虚幻的精神世界中。无论是古埃及人对死亡和死者的崇拜,还是古印度人对虚幻的精神世界以及对往生来世的追求,都让他们被紧紧地束缚在宗教之中,难以摆脱。于是僧侣和祭司的阶层成为了统治阶层。而在希腊,祭司们的权威从来没有战胜希腊人的世俗和理性。希腊人依赖祭司主持仪式,但从不认为他们因此就获得了与神沟通的特权。也许有人会说,在中国也是如此啊?然而并不一样,在我们这里,战胜宗教的是世俗权力而不是理性。敬鬼神而远之的孔夫子回避了这个问题。

    希腊文明与中国文明

    汉密尔顿在作文化比较的时候,东方的代表是印度,她没有谈到中国,在我想来,恐怕是不了解的缘故吧。但这种比较对我们来说还是有意义的。因为在差不多和苏格拉底师徒们同一个时期,是中国的春秋时期,迎来了同样辉煌的百家争鸣。这个感觉就好像人类在那个时期,突然间,不约而同地就摆脱了蒙昧,走向了文明。

    不过这两大文明并没有殊途同归,而是从此分道扬镳,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对于这种差别的解读,比较流行的一个观点是地理决定论。中华文明是典型的农耕文明。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拥有一大片广袤的土地,这非常适合产生那种稳定的农耕文明,由于对稳定的要求,自然也就诞生了对大一统的向往,这是避免战争的最好方式。当经过百家争鸣和春秋战国之后,这个古老国家找到了最适合稳定的治理方式,然后就如同时间静止了一般一成不变地走过了两千余年。相比之下,希腊那种开放式的海洋环境,就很容易带来文化和商业的交流,形成一种向外开拓、富有冒险精神的海洋文明。与此同时,希腊也没有足够的土地可供农业生产,这就要求他们必须走出去。就像汪兵在《论血缘与拟血缘群体共有制》所说的:“西方由于普遍缺乏农业长足发展的条件,所以,便无可选择地采取了其共同始祖米诺斯文明所开创的贸易、掠夺、殖民三位一体文明发展模式,并在打破原始氏族公社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西方文明社会所特有的、货币经济与私有制相结合的经济基础。”

    人类的选择就是为了适应自然,而不同的自然环境就决定了不同的文化性格。历史学家张宏杰在比较中国和希腊的文化特征时,很形象地用“杀子”和“弑父”加以区分。当人类进入父系社会,“父亲”这个概念便应运而生,与之相伴随的是对权力和权威的垄断。而在对待“父亲”的态度上,中国和希腊分道扬镳了。

    在中国传统中,无论是像“郭巨埋儿”这样的二十四孝故事,还是像“赵氏孤儿”这样牺牲孩子以全忠义的故事,都显示着中国文明里父亲对儿子的生杀予夺,即使在古代法律条文里,父杀子和子弑父也是完全不同的量刑。其目的就在于维护父君的绝对权威,形成稳定的社会结构。而在希腊神话里,最著名的故事之一就是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故事。而此类的故事在希腊神话中并不罕见,这标志了某种反抗意识,对父亲的反抗,对权威的反抗。张宏杰说:人们对家庭权威的态度,决定了他长大之后对社会权威的态度。建立在“弑父文化”基础上的西方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敢于反抗权威,在代际冲突中完成新陈代谢和自我更新,从而完成代际断裂,使社会永葆创造力和活力。

    《古代史》的作者梅因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在有一点上是一致的。在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其特点是家族依附的逐步消灭以及代之而起的个人义务的增长……用以逐步代替源自‘家族’各种权利义务上那种相互关系形式的……关系就是‘契约’……可以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希腊文明而不是中国文明能够成为现代文明的起点就不难理解了。

    希腊精神的遗产

    汉密尔顿在谈到希腊精神的时候写道:“在这个充满恐惧的世界中,一件奇特的事情发生了。在一个很小的国家里,恐惧被驱散了。说不清在多少年里,这种恐惧主宰了人类,阻碍了人类的发展。希腊人将它驱散了。他们把一个充满恐惧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充满美的世界。在荷马的作品中,人们是自由的、是无所畏惧的。没有任何可怕的力量使人们必须充满恐惧地向它寻求救赎。和人非常相似的神居住在美好的天堂中。”可对希腊人而言,这还远远不够,荷马的诸神满足不了希腊人心灵的需要,于是,希腊最后一个神诞生了,他就是酒神狄奥尼索斯。在尼采眼中,酒神精神让人类有勇气直面人生痛苦的本质。而希腊精神也成了欧洲人对抗苦难时代的精神依仗。文艺复兴的巨匠们依靠它对抗宗教禁锢,尼采依靠它对抗庸俗的现实,加缪依靠它对抗战争的绝望。

    即便作为同样拥有古老文明传承的中国人,了解希腊精神也是意义非凡的。它让我们看清了文明的另一个方向,并在走向现代化的路途上得到它的馈赠。汉密尔顿的文字对希腊精神的讴歌或许过于热情了,起码现在的希腊人看上去一点也没继承祖先的风范,又或许他们把糟粕的一面展现了出来。就像哲学家陈嘉映所言:“反过来说,希腊也不是天堂,多数恶行和缺陷在希腊也能找到。那里有阴谋和腐败,有暗杀和欺诈,那里有狡猾的人、贪婪的人,甚至也有无赖。而且说到底,希腊毕竟在战火中、在道德沦丧中、在平庸中湮没了。是啊,有生之物必有消亡之日,唯可庆幸者,是人类有过希腊。”